说还是不说，在什么场合说；是光说好话、空话，还是说一些切中要害却不中听的硬话实话；话说到何种程度，既规避风险又能起到批评监督作用……篇幅允许，这类关于说话的“天问”，还能无限罗列下去。
当说话成为一门关于“分寸拿捏”和“火候把握”的艰深学问，肯定不算光荣的事。诸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针砭时弊畅所欲言”，才应是检验一个社会在监督批评方面是否健康理性的“计量单词”。所幸，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表示“媒体不能光说好话”，而要发挥舆论监督功能。
相信媒体从业者，看到这话会感到某种久违的欣慰。当然，这也可看作是对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作用”的承续。
关于监督政府的各种表述，可谓连篇累牍，不过这次的“创造条件”无疑是个亮点，而在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意义就更非比寻常了。不过，如何将之楔入现实，关键还在于执行。无数事例告诉我们，用媒体和舆论的鞭子，将有无穷强制力的政府公权力赶进监督的牢笼，是多么艰难和危险。
哪怕刘敬民副市长强调“媒体不能光说好话”，但媒体毕竟不是遗世独立，它也要受制于各方面的管限。有时，作为公共发声和传播平台，它自觉的自我审查还极为严苛。因为其影响力和传播效力远超一个普通人，对某种潜在的出错风险的焦虑自然更甚于后者。
所以开篇提到的关于话语表达分寸与技巧的修炼，对媒体而言似乎更为紧要，不少资深媒体人甚至以能熟稔解答这些“语言天问”为荣。殊不知，某种层面而言，这只会让人感到悲哀。但更可悲的是，还不能埋怨媒体批评监督的谨小慎微，因为当前语境下，媒体分寸拿捏取决于整体社会舆论的尺度，难以自由设定监督标准。
这不难理解。十一年前，韩寒在赢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的《杯中窥人》中曾有过一个经典论述：“在我看来大话并无甚，好比古代妇女缠惯了小脚，碰上正常的脚就称”大脚“；中国人说惯了”小话“，碰上正常的话，理所当然就叫”大话“了。”同理，关于媒体批评的问题，完全适用这个道理。
比如，假设各地政府都像刘敬民所说，是欢迎舆论监督和媒体批评的——仅从理论上讲，确实如此。既便如此，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政协常委张维庆日前痛批的官场歪风：他自称做高官20年，讲真话越来越难，官场零规则和潜规则双轨运行。
这话显然是真话，只是作为普通民众，我要说这又不止是官场特征。而是已经扩散渗透，成为一种社会通病。民间讲真话反映实情的难度，丝毫不亚于官场。最新案例是湖北郧西一网友发帖质疑当地的形象工程，却遭跨县追捕。这种事看得你都要麻木了，但这也不断重复地告诉我们一个不愿承认的事实——各地政府对于民间舆论和媒体的质疑、监督和批评，不可能都持主动欢迎态度。抗拒和打压，反倒占多数。
这多少决定着整体社会的舆论监督氛围，而媒体批评又只是整个社会监督中的一部分。总之，欢迎民众和媒体批评监督，乃至创造条件也要接受监督的善意，要想落到实处，主动权还在政府一方。公权力谦卑地接受监督，人民才有望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