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慧卿画
22日，监察部网站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按中央纪委部署，进一步加强预防腐败体制、机制和制度建设。《要点》提出，2010年要继续严格控制和适度压缩因公出国人次数和经费，完善因公出国管理制度，严肃查处公款出国旅游案件。此外将研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坊间称为“裸官”)管理的具体落实。
(《京华时报》2月23日)
要我直言看到这则新闻后的感受吗？好，只有两字：遗憾！对于“裸官”民间通常解读为，他们抛妻别子，不是要排除家庭琐事的烦扰，以利自己全心献身工作，为民当好称职、尽责的公仆，也不是要将自己的妻儿强行送到“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去经受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式的人生历练，而是无一例外地打上无形的烙印，攀上隐形的起跑线，自动肩负起随时准备“金盆洗手”后抽身外逃的嫌疑。
这方面当然不缺实例，单拿最近发生的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原书记杨湘洪因公率团出国考察滞留他国不归来说，就是一起典型的“裸官”出国后“着衣”的案例。我们在国内又是开除党籍，又是行政开除处分，看起来出手较重，但这对已奔去和先期出国的妻儿团圆的杨湘洪来说，痛感可以忽略不计；国家商务部曾公开披露，至2003年底，全国有4千贪官外逃卷走公款500亿美元。而今时光又去7年，相信不管是外逃人数还是外卷公款去与妻儿相会的“裸官”，一定是个惊人数字。
而现在，对这群打着“裸体”的是官或者说正拟为官，亦或提拔做更高级别的官的中国公民，该不该监督，怎么监督，监督出来后怎么挥以重拳，从这篇报道来看，我们的相关机构似乎还停留在低层次的研究层面。这不免让公众又产生一种习惯性判断，诚如公职人员财产公开的阳光法案总是犹抱琵琶一样，如果“监管裸官”在研究制定相关硬性措施的过程中，又狭路相逢身为“裸官”的既得利益者的强力阻挠，那么，这项亟待强化的具体措施又可能不了了之。
实际上，不管是从宪法，还是公务员法，以及党和国家制度的相关政策与纪检措施中，对官员的这种“裸行”均有及时制止和严惩的规定。之所以一些官员敢于“裸行”过市，根源还是我们的相关惩戒机构没有动真格。窃以为，威慑“裸官”并非无策可施，甚至仅需规定一条：一切“裸体”者均不得为官即可。再跟进所有出国官员的信息全部在大众网络上透明化、公开化，让公众可以动态监督出国官员的目的、行程、范围、花费等。并让一切“裸官”须在“裸”与“官”间做出单选，并彻查这些官员之前的所有“裸行”，一个不少地追究其中的违法行为。
只有这样，那些准备实施“裸行”的公权力才能得到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监督，才能进一步守好国门，扎紧家贼外逃的篱笆，防止新的如杨湘洪式的“裸官”借国外考察之机潜身国外。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