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初，山东新泰市提拔6名副局长、1名法院副院长，7人中有6人是80年代出生，最年轻的只有23岁。新泰市称选拔符合规定，放宽任职资格是为吸引人才。对于23岁副局长王然是市领导儿媳的传言，新泰官方予以否认。当事人王然称“我没有男朋友，父母都是农民”。(2月23日，《新京报》)
6位新泰80后官场新秀还未来得及进行工作交接，社会舆论早已漫天飞舞，尤其是对他们的家庭背景表现出强烈的兴趣，面对汹涌舆论压力，新泰官方及6位官场新秀终于有了回应，笔者发现其中两位最受舆论关注的刘婷婷和王然在对其家庭背景的回应时，都明确强调自己的父母是农民。无独有偶，在去年“中国最年轻的市长”周森锋事件中，社会舆论同样是对周的家庭背景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而周最后的回应同样也是强调自己的父母是农民。
为什么社会不能容忍官场新秀的萌生呢？为什么对这些官场新秀们的家庭背景有如此强烈的兴趣？为什么这些官场新秀们搬出最有力的回应就是表明自己的父母是农民呢？之所以对他们的背景有浓烈兴趣，是因为不知道他们是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优胜者，还是政治背景、血缘背景的优胜者。之所以搬出自己的农家出身的身份，也就可以证明自己是没有任何后台，没有任何潜规则。笔者认为非正常的质疑和回应从表面上看是击中了社会的两大硬伤：第一，我们的官员选拔体系是不完备的；第二，我们的农民兄弟是处于明显政治权利劣势。但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非正常现象背后隐藏的一个更大的社会硬伤：社会下层民粹化情绪的不断蔓延。
我们可以发现在围绕这种“官二代”或者“富二代”的质疑声中，官方的或者来自其他方面的回应，或者回应的是什么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很多人就是为了表达一种情绪，可能这些被质疑的人是冤枉的，但这些并不影响公众的那种民粹化情绪，这种情绪的蔓延不仅会加深精英和社会大众之间的裂痕，更会影响这个社会结构的纠偏和社会秩序的重建，这才是最恐怖的。
回到事件的本身来看，事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强烈的民粹化情绪，是因为民众让渡出来的个人权利是官员权力的来源，民众希望官员手中的公权能维护社会公益和社会正义，自然希望官员的选拔能糅合更多的民情民意，希望能参与到官员选拔的过程中来，确保官员选拔的程序性和正义性，而不是被权力遗忘在角落里。用农民身份倒证个人的政治清白凸显了社会表达渠道的不畅，从理论上讲，只要社会存在着分层现象，只要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存在上下之分，世袭和继承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继承与流动需要保持大体的均衡，尤其在一个贫富分化较大的社会中，一种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则是抵消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机制。有人说：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