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信的代价

2010年01月04日 07:55 来源：长江日报刘敏

    新年第一天，中国乳业制品工业协会委托有关通讯机构向许多手机用户发了一条关于问题奶粉事件的短信。

    根据报道，短信内容大致是，“新年之际，三鹿等22家奶制品责任企业向您表示：对问题奶粉给孩子和社会造成伤害，我们深表痛心，真诚道歉，祈求原谅，决心以此为戒，杜绝不合格产品，诚恳接受社会监督”云云。

    所谓问题奶粉，指的是奶粉中添加了三聚氰胺，而且还不是大意疏忽所致，许多婴儿服用后患了结石。这样的奶粉，在短信中被叫做“不合格产品”；“三鹿等22家”奶制品企业，在短信中被叫做“责任企业”，你说这是一条道歉短信，编制短信的人可能也这么认为，但我深表怀疑。

    我没有收到这条短信，假如我收到并且可以回复的话，我会这么写：“不接受道歉，也不原谅。请公布22家企业的名单，我将选择不购买。”但从短信内容中，我没有看出来这条短信有任何征询和收集消费者意见的意思。既然道歉，就要看对方接不接受；既然祈求原谅，也要问问对方肯不肯原谅。于是我更加疑惑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短信。

    我始终记得那些问题奶粉企业在一开始是如何进行“危机公关”的，如何试图掩盖，试图转移视线，试图大事化小。现在又深表痛心、真诚道歉、祈求原谅，老实说，我不觉得这有多真诚，反而衬出当初有多么虚伪。

    产品通过层层环节送到消费者手中，我将之视作是企业与消费者签订了一条信用协议。问题奶粉的出现，我则将之视作是企业对消费者、对社会的背信弃义。

    失信的代价有多大，你会说三鹿破产了，责任人受到了法律惩罚。可是想想相关企业当初的虚伪表演，想想这条压根儿就不需要消费者表态的短信，我会认为失信的代价并不如想象得那么大。在某种程度上，失信的代价问题变成了利益得失的精准计算，出了问题然后看公众什么反应，根据反应程度不同，随时转换策略。这就是说，如果问题奶粉企业当初的“危机公关”手段竟获得成功，事情没闹那么大，很难说现在还会不会出现这条短信。

    信用是一个社会的重大伦理问题，而不完全是制度建设问题。失信不仅企业有，政府也有。我们现在谈政府公信力，或者部门结论不被公众信任，或者关于同一事件的说法前后不一、颠三倒四，指的就是信用问题。守信的好处谈得足够多，失信在理论上有多糟糕，也谈得足够多，假如信用是一种资源，总是失信，不断透支，到底会有怎样的代价后果，好像没有说法。

    这问题其实简单，如果一个朋友对你失信完道歉，道歉完又失信，那么你会与这个人不再来往。对信用更看重的，可能一次失信就足以断绝友谊。政府部门与企业所系甚大，信用不可能无限，部门失信的话，那你就下课，企业失信，按通俗说法就要“夹着尾巴做人”，怎么好意思还称自己为“责任企业”，又怎么好意思发这样的短信。这就是失信的代价。现实恰好反过来，这只能说明公众目前还奈何不了失信的部门和企业。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这并不是说某个具体企业一定不能在市场中消失，企业失了信，而且是像添加三聚氰胺这样大的信，就该遭受灭顶之灾，我认为这是失信要付出的社会代价。真诚道歉？我不接受道歉；祈求原谅？我不原谅；以此为戒？我很怀疑——我想，这就是失信所付出的人心代价。

（责任编辑：年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