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一胎政策”为时尚早

2009年11月27日 07:57   来源:中国青年报   郭文婧
    中国科学院专家称,中国少儿人口出现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趋势,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正常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已出现严重的“少子化”。为应对此趋势,以及随之到来的社会老龄化,应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实行从“一胎政策”到“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软着陆。(《经济参考报》11月26日)

    虽然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的少儿人口确实在大幅下降,确实会引起人们对老龄化社会和劳动力短缺的忧虑,进而产生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担忧,这是可以理解的。加上人口变迁对社会发展影响具有滞后性,未雨绸缪,现在开始思考我国的人口政策的调整,也是应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立刻对现行人口政策进行调整。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五大红利,一是人口红利,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二是制度红利,不断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积极性;三是全球化红利,摊低成本,扩张市场;四是要素红利,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配置;五是教育红利,提高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这五种红利都发挥了作用,但贡献最大的还是人口红利。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曾有一个论断说,存在二元结构的国家,必然会经历一个从劳动力过剩到劳动力短缺的过程,其中的转折点,就是人们常说的“刘易斯拐点”。现在我国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都呈现下降的趋势,人们不禁担心“刘易斯拐点”在我国还有多远,甚至有学者推测我国的劳动力人口增长率,将在2015年前后进入零增长,从而出现“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可怕吗?如果我们在某种思维定势下思考,它确实很可怕。研究发现,在既有的发展模式下,“刘易斯拐点”必然会带来经济衰退。和一般经济危机不同的是,人口收缩期将至少持续15年,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危机都漫长。目前我国主张应尽快对现行人口政策进行调整的学者,基本上都是以此为根据的。但是,他们忽略了问题的实质,那就是如果改革现有的发展模式,逐渐由粗放型、规模型发展模式向精细化、集约化发展模式转变,“刘易斯拐点”的魔咒并不是不可以避免的。

    因此,思考我国的人口政策,有必要摆脱基于数量基础上的人口红利的固定思维模式,在人口的质量上下功夫,在制度、生产要素、全球化资源配置等方面下功夫。比如,在教育红利方面,研究就发现,制造业的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17%;如果职工全部由初中学历提高到高中学历,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提高到大专学历,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又如制度红利,其作用我们可以从我国经济特区的发展变化深刻地体会到。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养老保障制度等,还是微观层面的企业治理,我国的制度改进都还有很大的空间。

    从我国长久发展的角度考虑,增大制度红利、要素红利、教育红利、全球化红利的紧迫性,显然要比基于数量基础上的人口红利更重要一些。如果我们过于追求基于数量基础的人口红利,将增加我们对追求制度红利、要素红利、教育红利、全球化红利的惰性。因此,我国人口政策需要调整是毋庸质疑的,但调整的内容和实施时机需要反复斟酌,现在就谈结束“一子化”时代,恐怕为时尚早。
(责任编辑:李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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