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罚款月票”背后是权力变现的生意经

    新闻背景：

    在河北省永年县和邯郸县，超载车辆只要出示一种“月票”，就可以顺利通过，不受处罚。这种“月票”被货车司机称为“买路费”，永年县的路政、运管和治超站打包价为3200元，邯郸县价格是1550元。（8月12日《新京报》）

    “超载月票”何以成为“先进经验”

    “超载月票”这个东西滑稽得很，超载本违法，而处罚超载的目的是杜绝违法行为；可“超载月票”却让违法行为合法化，“打包”的固定罚款数额与惩治违法无关，倒成了执法部门创收的手段，结果是，执法者与被执法者双赢，公利益成了牺牲品。

    “超载月票”之所以会成为“先进经验”而广为流行，主要原因，一是社会治理中某些逻辑的颠倒。社会治理的问题原本不是一罚就灵的，然而目前的行政治理思维，则一是罚款，二是罚款，三是罚款……并且罚款都与执法者利益挂钩，罚得越多，执法者获利也越多。这种情况下，执法者会希望违法行为越多越好。二是对乱罚款、以罚代管现象问责无力。往往是一句轻飘飘的“执法不规范”，要求整改，就完事了，体制内自我监督无效是导致部门性权力寻租的根源。【详细】
    
    “罚款月票”背后是权力变现的生意经

    许多部门都把运输车辆当成了“唐僧肉”，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超载成常规，罚款养执法”的不正常现象。以购买“月票”来代替超载罚款的行为，这不禁让人疑惑——道路超载专项治理究竟是为了治超还是为了罚款？我国道路的“罚款经济”蔚为壮观，2011年我国公路罚款2700亿元，“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已成地方路政敛财工具，官方“治理”18年仍无果。相关部门为完成创收任务纵容超载等行为，养鱼执法，形成“罚款—超载—再罚款—再超载”的怪圈。【详细】
    
    要想真正解决超载的问题，必须惩治罚款“套餐化”。应加强对相关执法人员的监管，严厉查处“超载包月”的腐败行为。同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罚款难道是惩治超载的唯一途径吗？【详细】
    
    “超载月票”根在高物流成本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货车司机从没有超载行为，执法者再厉害，好意思罚出“月票”来吗？真正的死结在这里——就像当事司机跟记者说的：“超载是常有的事，但不超的话，根本不赚钱”。山西大同市的交管部门曾经做过一次实验，用红岩牌16吨的载重汽车按照规定装载，从大同运往天津，一路上那辆车没有任何违规行为，但到达天津后，此车还是亏损了3200多元。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是全球供应链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物流成本长期占GDP的18%，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两倍。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所有的大货车都选择超载。是逼人超载的高物流成本，让“超载月票”成了顽症。【详细】
    
    一定意义上讲，高物流成本对各方面都有利：路桥公司从中获取了更高报酬；货运司机为了应付增加的成本，只能选择超载；交通部门即使不出售“超载月票”，也可以通过罚款创造效益。没有了高物流成本，就可能没有了超载，也就难以滋生“月票”市场。因此，面对“超载月票”，不仅仅要从以罚代管上反思，更要从高物流成本上反思。【详细】

    中国经济网编后语：

    车辆超载所蕴含的潜在风险不可轻视，若酿成悲剧将追悔莫及，而“罚款月票”的存在实际上默认了超载是一种合规行为，不免荒谬。管理部门将超载视为“创收”，赚了银子，失了民心。“以罚代管”不应是一个服务型政府的作法，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超载问题，还需要切实考虑老百姓的利益，而不是以权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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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