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经济参考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义之一，就是要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供体制保障。您认为，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我国在体制改革方面做出了哪些努力？取得了哪些成绩？
迟福林：注重通过立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这十年改革的特点之一。例如，2007年10月1日实施的《物权法》，被称为维护市场经济运行法治秩序的“经济宪法”。2008年8月1日开始实施的《反垄断法》，为发挥市场机制优化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打下了法律基础；2005年公布的“旧36条”和2010年公布的“新36条”，允许并鼓励支持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以利于优化投资结构，进一步发挥民私营经济成长快、有活力的特性。
为了通过市场价格机制逐步优化资源配置，近几年阶梯电价、水电核电和可再生能源定价机制、成品油价格改革以及天然气价格改革等资源品价格改革逐步推进，并成为近两年重点领域改革的任务之一。
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的经济增长正处于历史性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也正处于战略选择和攻坚克难的重要关口。在这个特定背景下，能不能主动地把握机遇，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实现新阶段改革的突破，并以改革的新突破带动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性转型，对未来10年、2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经济参考报》：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是实现发展导向由经济总量向国民收入转变，也就是要确立民富优先的改革发展导向，释放13亿人的消费需求，改变经济结构，走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您认为，政府在保障民生方面都做出了哪些努力和尝试？是否实现了民富优先？还存在哪些不足？
迟福林：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和供给水平，是转变发展方式、释放13亿人的消费需求、扩大内需、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过去10年，改革在关注民生、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上有不少的亮点，比如继城乡义务教育免费、加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同时，加快建立农村新型养老保险体系，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等，取得了重大进展。
应当说，这十年我国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取得历史性突破。例如：第一，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突破性进展，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第二，初步建立起了面向全体劳动者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第三，社会保险制度逐步由城镇向农村、由职工向居民扩展，保障水平逐步提高，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和社会福利体系基本形成。第四，公共医疗卫生制度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第五，新农保和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试点加快推进。第六，2008年以来，保障性安居工程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最大亮点。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线的民生保障和改善，不仅对缩小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缓解社会矛盾、化解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对拉动消费需求、支撑城镇化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当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城乡、区域、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差距仍然比较突出。对此，我院曾在2009年向有关方面建议：进一步调整中央地方关系、建立合理的基本公共服务分工体制；尽快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公共财政制度；加快以事业单位为重点的公益机构改革、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政府政绩考核体系、硬化民生指标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明确的“加快建立健全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目标。
《经济参考报》：中国经济取得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可以说行政体制改革为经济发展释放了巨大的能量。您认为，今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心应放在哪里？
迟福林：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讨论行政体制改革，其出发点应该是稳增长、调结构、保民生的战略基点：一是以扩大内需，尤其是创造消费需求为目的城镇化发展与转型；二是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改变居民消费预期、提高居民消费倾向为目标的收入分配改革；三是以适应公共需求变化、改变私人产品过剩与公共产品短缺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为目标、以公益性为导向调整国有资本的配置格局。
“十二五”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阶段。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加大，以及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问题仍然突出的特定背景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着多方面的巨大压力，并将继续成为下一步改革攻坚的关键和重点。
以公共服务为中心推进政府职能的根本性转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的产物和过渡性体制安排，适应了经济起飞的客观需求。问题在于，这种增长方式过度倚重行政力量，限制市场作用，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大，忽视公平可持续发展。不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难以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难以改变总量扩张型的增长模式。就是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需要尽快改变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
以深化大部制改革为路径，优化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进一步优化行政权力结构，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机制，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初步形成权责统一、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经过10年努力，基本形成科学、稳定、高效、廉洁的行政权力配置结构和运行机制。
以公共服务为导向调整中央地方关系。实现中央地方关系由以经济总量为导向向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转变，成为新时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
第一，以公共服务为重点合理划分中央地方职责分工。以公共服务分工为重点，按照中央、省、县(市)三级政府框架划分中央地方职责分工，合理界定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县(市)政府的公共职责，逐步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明确化、法定化、可问责。
第二，按照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要求调整行政层级。这不仅可以创造出巨大的改革红利，还可以为减少行政层级寻求一条切实可行的现实路径。
第三，以形成有效的地方治理为目标改革中央地方财税关系。把形成有效的地方治理作为新时期中央地方财税关系的基本目标，以尽快实现各级政府事权与财力相匹配。
以公开透明为重点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形成公共治理新格局。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重在敢于动真格，走出一条以阳光政府带动廉洁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新路子。
第一，建立全国性、规范化的政务公开制度，全面推行政务公开。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政务公开制度，把政务公开作为规范的政府职责，采取多种有效形式推行政务公开，使政务公开走上规范化、法治化轨道。
第二，全面推行政府预算公开。在2010年公开中央部委“三公”经费支出基础上，按省、市县、乡的路径逐步拓展到各级地方政府的“三公”经费支出公开；在项目上逐步从“三公”扩展到财政预决算。
第三，建立完善的公共治理结构。适应公民社会发展趋势，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加强公共政策的社会参与，强化社会舆论监督，完善政府与社会组织沟通的渠道，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广泛参与的公共治理结构。
未来5～10年，我国的经济社会转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整个改革的关键，如能按照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的部署不断推进，就有助于缓和多方压力，化解社会风险；如果改革得不好、甚至出问题，未来10年左右可能就会面临多方面的经济社会风险和危机。在这个特定背景下，需要明确提出以消费为主导、以结构调整为重点、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二次转型与改革，努力在“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绿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等方面有实质性突破。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