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时八年的争议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有望在今年10月推出。据悉，国家发改委已经完成了《方案》初稿的起草工作，目前正在深入征求部级以上官员的意见。
与所有其他改革相比，收入分配改革无疑是牵动最多人心的大事。众所周知，当今中国已成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目前的接近1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2.52：1，扩大到2011年的3.13：1。全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全国居民基尼系数，1990年就已经达到0.445，接近国际上公认的0.45警戒线，目前的数据尚未公布，但我相信只会更严重，而不会减轻。所以收入分配改革的确不能再拖延了。
可以想象，今年10月就将推出实施的这项改革，对于无数沉沦底层、无缘或较少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大旱之际突闻雷声，势必将激发其无限的期待和想象。
然而，这却是一场巨大的系统工程。如同中国历史上多次变法改革一样，缩小贫富差距，改变以往切财富蛋糕的方法，对社会财富和利益格局进行重新调整，势必牵连广泛。不仅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重重阻力，而且其本身也不是一两年就可毕其功于一役，还需要社会各个系统的综合运动，比如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配套。
仅就收入分配改革而言，不仅要循序渐进，更要体现轻重缓急、突出中心，紧紧围绕缩短贫富差距这个核心来进行。
比如，所谓的“控高提低”，首先该“提”哪个阶层？收入最低的群体是哪个？当然是农民。怎样缩短差距？显然不能仅仅是抑制垄断官商高收入阶层的不当高收入、而农民收入却原地踏步不前。显然不能这样，而是要同步提高农民的收入。这就涉及到农民种粮补贴制度和切实享受土地流转收益制度上来。
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媒体报道的《方案》共涉及十大问题中，并未涉及到这个；此外，“十二五”规划提出，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将达到年均13%的增长速度，而种粮农民的收入却没有对应的制度保障。如果真的不考虑收入最低、人数最庞大的农民群体，缩短贫富差距恐怕力度就会大打折扣。
再如，劳动收入与资产收入，是否不分轻重共同提？值得讨论。在《方案》所涉及的十大问题中，其中有“提高居民可直接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一项。这一项改革的背景是：目前我国人均国民产值已经达到5000美元以上、从而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但是，我国居民人均居民可直接支配收入却远低于5000美元而没有相应地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之列。所以，“十二五”规划中，首次提出了“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双同步”问题。
于是，有评论将“双同步”当作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关键。对于这个论断，笔者有不同看法。居民可直接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高低，与收入悬殊与否，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双同步”中的第一个“同步”，并不是调整收入分配的手段，而是调整后的结果或目标。笔者主张将其改为“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因为，“居民收入”的概念，已经包含了“劳动者收入”，除了劳动收入外，还包括是资产收入，而资产收入显然只是相对富裕的阶层才拥有。如果不加区分，就成了劳动者和资本者共同提高，这就难以体现缩短贫富差距的初衷了。相反，如果区分开来，集中提高劳动收入，既能缩短贫富差距，又能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产值中的比重。
事实上，分配改革将涉及许多关键问题。除上述以外，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的比重关系如何确定？如何处理高收入者高税赋与高级劳动者应享的高薪的关系？企业中经营职位和一般职位间收入差距20倍以上是否合理？效率效益与公平正义孰优孰先？等等，都需要广泛深入的讨论。
总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设计，不能由某个政府机构闭门造车，而是要充分发扬民主，不仅让“部级以上官员”讨论，也须经广泛讨论，甚至其最终决策，也可以由人民代表大会或其他民意渠道表决通过。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