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丢垃圾罚200元，随地吐痰罚200元，损坏、拆除环境卫生设施罚1万元……8月28日，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深圳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首次接受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条例》规定，一旦出现触碰法规规定的“高压线”的十大不文明行为，将被作罚款处罚，且罚款尺度之大让舆论哗然。
（9月3日《工人日报》）
尽管重罚“罚”不出文明来，但却必然能“罚”出文明行为。这也正是为什么很多国人在国内不文明，一旦身处国外，马上就“文明”起来；而相反一些老外，本来文文明明的，一旦到了中国，马上吐痰、插队，什么毛病都有了——不同的社会规则与惩治下，中外“不文明”的代价不同使然。
从这个角度看，深圳此举与其说是在“重罚求文明”，倒不如说是在选择一种走向文明的方式和途径。尽管罚出来了“文明行为”，不表明这人立马就具备了“文明素质”，但《行为学》告诉我们，规范约束下逐渐养成的他律行为，同样可以成为内化人心的道德基因。也就是说，有了“文明行为”，“文明素质”也就不远了。
但这并不表明“重罚求文明”总能获得民众的天然认可。从新加坡以及香港等地的做法来看，被社会认可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前提。首先，这应是多数民众的选择，以体现“重罚求文明”的合法性。社会本就是一个契约共同体，倘若大家都认同这样一种走向文明的方式，别人也就不好说三道四。从“进行了3轮民意调查”、“回收有效问卷逾10万份”等细节来看，深圳这一点应该说做得很好。
其次，应有一套完整而科学的实施细则，以确保“重罚求文明”的有效性。这其中有三个环节很关键：一是谁来罚？确定执法主体，不但要依据法理的指向性，还要考虑民众的认可度。二是如何罚？被罚的不文明行为往往琐碎而分散，因而既要杜绝无序乱罚，也要警惕懈怠不罚，要防止因此诞生新的不公或沦为空头威慑。三是罚款去向要明确，这一点也很重要，新加坡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有一整套严密的制度规范，确保罚款真正用于维护“重罚令”本身。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条例》对前两点语焉不详，以至于大家仍在“猜谜”，而对于后一点，甚至压根就没提及，这恐怕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