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了三季度以及上半年的增长数据，可以看到，2011年以来，中国季度GDP增长率已经连续六个月回落，现在已经回落到8%以下，似乎当前的矛盾已经从控通胀又转到了保增长或者说是稳增长。最近，中央银行先后下调存款准备率和存贷款利息，反映了国家的代币政策已经有所松动，其政策取向是明显的，即通过货币政策的适度调整，促进经济增长。
如何判断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我觉得至少在三个方面应该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一是从长期趋势上看，中国仍然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所谓“硬着陆”或者是“中国经济崩溃论”是没有依据的，但长期经济增长率确实存在着下调1-2个百分点的可能；二是应该看到，如果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主要是短期因素，那么到了现在，经济增长率的回落更多地是受长期因素的影响；三是在目前情况下，对货币政策进行一定的调整来减少企业的负担和增加他们的活力是必要的，但是作用是有限的，应该立足于长远，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把生产领域和需求领域的调整结合起来，为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宏观政策就不能太松。
首先看长期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1978-2011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89%，为世界第一。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的推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进一步加速，2000-201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0.36%。而且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和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也大大改善了。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新世纪的前20年GDP翻两番的目标，十七大这一目标则调整为人均GDP翻两番，从现在的情况看，2011年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2000年的2.95倍，这一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36%，也就是说，由于在前一阶段中国取得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因此在在未来的9年里，只要再实现3.4%的年均GDP增长率或4%左右的年均人均GDP增长率，就能完成在新世纪翻两番的目标。而按照目前的长期增长趋势，中国在“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将远远高于这一速度。无论是从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上看，还是从地区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非均衡性看，我们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改善空间，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又为这种增长创造了体制条件，这种经济增长的特殊优势，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不具备的，这就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
再看短期经济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短期内出现了迅速的回落，除了各种经济层面上的问题外，其重要因素是危机对我们的信心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很多人认为，美国经济垮掉了，中国经济也会垮掉，于是不敢投资、不敢消费、不敢生产，这样的冲击，远比发达国家因经济危机减少对中国的进口来得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采取四万亿措施，来提振市场信心，并达到了预期的结果。但在另外一方面，这种刺激政策也是有一定负作用的，这就是在投资增长已经和消费增长严重偏离的情况下，又加剧了这种失衡。这个债总是要还的，我们不能在产能已经过剩的情况下，再人为地通过创造新的过剩产能来拉动经济，而需要通过增加消费需求来消化过剩的产能，而消费需求提升则受收入分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政策对它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过去十年间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已经非常严重的经济，要实现这种调整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当前的经济调整实际上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这种调整本来在2006-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同时出现高峰时就应该进行，但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我们的刺激政策，这种调整被推迟了。现在国内外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虽然欧美经济仍然没有走出困境，但是大规模的、全球金融危机那样的冲击已经很难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对我国经济增长加以调整是合适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经过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规模已经相当地大，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已经从当时的不到2%提高到现在的10%左右，对能源、自然资源和国际市场的依赖都已经相当地强，这在客观上也要求我国适度地降低长期经济增长率，从过去的10%左右的长期年均增长率下降1至2个百分点，这也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的。
第三看我国现阶段货币政策的松动。中国的商业银行的贷款供给能力是很强的，近些年来存款的增长一直高于贷款的增长。而且就贷款本身的规模看，增加得也不慢。四万亿计划后，我们新增的贷款，比过去30年都要多，大家仍然觉得不够。但在另外一方面，对于银行贷款有偿还能力的需求，或者说商业银行判断的有偿还能力的需求还是很不够，尤其是对于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发放了贷款就担心他们还不了，成为不良贷款，而且在事实上，很多不良贷款确实就是在这个领域发生的。所以，当货币政策松动时，银行宁愿对利率多打一点折，把更多的贷款发给那些风险似乎是比较低的对象，如国有企业、重大投资、房贷上去，这些对象本身不那么缺钱，于是很多钱通过它们就流入了虚拟经济，强化了通胀或通胀预期。而物价上去之后，又要紧缩贷款，但高铁、大型国企、居民住房等方面的贷款已经发出去了，没法压缩，就必须压缩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贷款，这又切断他们资金流的连续性，他们的日子当然就难过。企业日子难过了，宏观经济当然也好不了。这不能说是银行的错，因为银行要取得利润，要风险控制。关键是要培育实体经济中有偿还能力的贷款需求，国家现在提出要适度放松对中小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以及发展信用担保等，其实就是希望通过制度创新，让增加的银行贷款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正确的取向。但是把解决企业难题的责任放在商业银行或者是把钱存入银行的老百姓的肩膀上，认为解决中国当前经济增长率回落难题的关键就是放松银根，那就不对了。如果是那样的话，1998年当国有企业普遍遭遇困境时，我们所采取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商业银行已经存在大量呆账坏账的基础上，为它们继续注入大量贷款而不是对大多数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再在此基础上对小部分留下来的企业进行现代股份制改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从“十一五”规划开始，我国已经把经济增长率归入预期性指标，这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其实是无数个企业的发展在宏观层面上的集中反映，市场（而不是银行或政府）应该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工具，银行不应该在企业活动正常进行时抽走贷款，但是对企业来说，它的发展主要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不是依靠银行追加贷款。从国家政策的层面上看，国家要真正帮助企业，就应该改善政府职能，从各方面加强对企业的引导，鼓励它们改善管理和加强创新，同时为它们提供更好的市场竞争和公平发展的平台，也就是要加强制度创新来推动企业的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暂时和小幅的回落，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性的反映，另外一方面也对我们提出了深化体制改革的要求。因此在现阶段，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比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调整对未来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重大和深远。只要企业和市场搞活了，市场真正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力度，再加上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和不断改善的宏观调控，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能够保持很长时期的活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