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口密集，道路狭窄，但港府至今没有对私家车上牌进行过任何限制。近十年来，香港增加了8.2万辆汽车，这些新增的汽车基本是私家车。而对于政府的公务用车，港府在购车上则有严格的限制，10年间港府公务车辆数不增反降，减少了812辆。（7月12日《南方都市报》）
香港经验令人联想到广州限牌。
广州限购将采取“有偿竞拍+无偿摇号”。相比于北京的“无偿摇号”的模式和上海的“有偿竞拍”模式，广州聪明地选择了较为折中的“合二为一”策略，并自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
但此种所谓的“社会公平”一开始，就为私家车和公务车的“赛跑”设置了不同的“起点”，相较于公务车上牌可能享受到的“隐性特权”，私家车上牌却不得不进行赤裸裸的竞争和碰运气，“有偿竞拍+无偿摇号”的指标分配模式只是营造了“公平”的假象，人为地把公家和私家拉扯到同一起点。想要让老百姓感受到真正的“公平”，就不应该在限购上拿老百姓“开刀”，而是大刀阔斧砍向公务车的上牌。
总拿私家车上牌说事儿，制定一大堆限购令抑制老百姓正当的买车需求，把城市交通拥堵的症结所在指向私家车泛滥，这本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香港与内地在城市建设、经济文化、政治体制、人口密度等各方面确实差异较大，令内地无法完全照搬香港模式。但最该限制私家车的香港却限制起公车，却令内地羞愧。这一“克己不克人”的政策倾斜，体现了港府从自身做起践行节能减排决心，并且彰显了社会公平。
在现代社会，社会公平首先意味着社会权利上的公平，要求社会的制度安排和非制度安排给每个社会主体的生存、发展的机会是平等的。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活动，要求社会确保机会均等，这是实现权利公平的前提。
而无论是广州、北京还是上海，对于治理交通拥堵下发的限购令，看似都遵守了“权力公平”这一原则，提供了一个透明、公开的平台，让老百姓去摇号、竞拍，这是“公平的底线”，不是“公平的上限”，而问题在于，相关部门总是容易拿“底线”当“上限”来肯定，自认为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公平”。
但是问题的症结却是：如果不限制公车数量，“限购”只能是怪胎，只能是瘸腿。肯定难以起到应有作用。
当下，针对我国公务用车数量庞大的现状，公车改革刻不容缓，用“铁腕”手段遏制公车消费，某种意义上已成第一位要务。我们虽然不知道确切的公车占比，但无疑公车数量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治了公车，再治私车，这才说得过去。再加上真正做到公共交通的无缝对接，限购才能立竿见影。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