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中青报刊发《4条人命背后的大规模盗采》等一组报道,披露河北武安矿山镇发生矿难,导致4人死亡。一年多后,记者再度回访发现,不仅矿难直接责任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连受害人家属的合理诉求也被置之不理。(6月8日《中国青年报》)
时事更新的节奏越来越快,今天的热点很快就被明天的新热点所淹没。热点之下也许看不到真相,而热点过后、记者离去、媒体遗忘的时候,真正的治理生态才会展现出来。感谢记者的回访,让我们看到了矿难热点过后一个地方真正的治理生态。
记得媒体披露了武安矿难之后,当地官方摆出一副非常重视舆论监督的姿态,又要彻底调查,又要严肃查处,并发布报告称“经查,这是一起涉嫌盗窃国家资源的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苗金河等4人已被立案侦查”。在媒体聚光灯下的表态,可能带着浓厚的表演性,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
听过不少所谓的“媒体和危机应对专家”给地方政府的讲课,众多策略中就有一条是“迅速反应平息危机”。这种“舆论应对术”并不是真正解决问题,而是如何对付媒体,如何平息舆论和躲过热点,这招应对术抓住了媒体的软肋:很容易在热点的转换中被转移焦点,一个新闻热点的持续周期不超过3天,如果3天内无新的新闻点,政府部门如能通过公关迅速平息,找不到新的报道点的媒体很快就会“散去”追逐新的事件。
显然,武安官方是深谙此道的。以“迅速的回应”巧妙地平息了舆论质疑,等媒体散尽的时候,一切又回到原先的治理生态之中。一条潜规则是:先把媒体哄走了,过后啥都好说。
这便是我们问责制的悲哀。中国的官员问责制正不断规范和完善,事故发生后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已经成为一种惯例——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问责很多时候并非制度内在自动的驱动,而是过度依赖“媒治”,即媒体外在的监督所驱动的,不是事故一发生,制度就会以自身的逻辑运转起来,调查、追究、严惩等等,而是舆论关注的压力迫使问责运转起来,这是一种假性的运转。这种依赖舆论驱动的结果是:只有某个事件引起强烈的舆论关注和激起很大的民愤时,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相关部门才会迫于民意启动问责制,才会想到处理几个官员给舆论一个交待——如果缺乏舆论关注或压力很小,问责程序很难正常运转起来。或者是,媒体关注时,会有问责,一旦远离了媒体关注,制度便失灵。
以往的新闻中,多见的是“带病复出”,先在舆论压力下处理几个官员,等媒体不关注的时候,择机复出;可武安矿难之后,甚至连处理都免了,躲过了热点,直接责任人仍然逍遥法外,更将失灵的制度暴露得淋漓尽致。
这不是简单地“欺瞒”媒体,问责制到底为何难以启动?阻力在哪?谁是保护伞,这个利益链上有哪些人?可能,这才是问责制失灵的关键所在。
(责任编辑:王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