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台上意气风发的山东德州市民政局原局长刘治温，如今在法庭上却这样进行自我辩护：“这些年来，我是严于律己、本分做事的，从没有过贪污的想法。社会福利中心工程投资2.4亿多元，按所谓的潜规则，我应该发大财，但我只让老伴收了熟人送到家里的几笔钱，就是想占点小便宜，而对许多其他人送的钱，我都拒绝了……”（5月31日《检察日报》）
站在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即使罪证确凿，大势已去，也会为自己辩解几句。这既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也是为了减轻罪责的自我开脱。但这种自我开脱之词，往往在事实面前被称作狡辩。那么，德州市民政局原局长刘治温在法庭上进行自我辩护，认为“按所谓的潜规则，我应该发大财”，这样的自我辩护算不算狡辩？根据刘治温现有的犯罪事实，毫无疑问是狡辩。
然而，在刘治温的主观意识中也许不是狡辩。“狡辩”是用虚假掩埋真相，把无理的事情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如果“所谓的潜规则”确实存在，一个工程项目在潜规则下，相关官员确实可以“发大财”，那么，在这种官场“行情”下，刘治温的自我辩护，至少在他的主观意识中，还是属于“摆事实讲道理”的。仅仅是潜规则外的公众感到诧异并觉得是狡辩罢了。
其实，这种认知上的差异源自生活的实践和体验。没有体验过权力的普通百姓，当然只能从权力自我标榜的属性去认识权力，甚至还想以此监督权力。但亲身体验权力的人，在完全不同于基本社会生态的官场环境中，也许就有一番不同的感受了。对此，刘治温就深有体会：在没有担任要职之前，他原则性强，坚持拒礼拒贿，对社会上请客送礼的风气更是深恶痛绝。但当他大学毕业后，一帆风顺地逐步爬上了德州市民政局局长的位子，情况就发生变化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私欲驱使下，我忘记了当初为民谋福利的诺言，利益、钱财冲昏了我的头脑，逐渐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收受许多单位和个人所送的钱物。”
这种变化暗示了两条逻辑：欲望的大小和权力成正比；制度的监督和权力的大小成反比。否则，原来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的刘治温，怎么会随着权力的扩大反而同流合污了呢？
对屡见不鲜的官场腐败，再多的谴责之词也是老调重弹。而刘治温的自我辩护虽然起不到减轻罪责的作用，但揭露了一种滋生腐败的官场生态。落马局长为何会叫屈？因为在某种“所谓的潜规则”下，刘治温还是属于没有“入流”的，否则，他主管的社会福利中心投资2.4亿多元的工程，按所谓的潜规则，他应该发大财了。如果这样的“所谓的潜规则”没有形成贪官的共识，他怎么好意思用来公开自我辩护？正是因为这种“所谓的潜规则”不但是官场，而且是连社会都熟知的，所以他才会大言不惭地以此为自己辩护。这应该是一个官场的“业内人士”对官场生态的切身体会。
如同对所有的罪恶，惩罚罪犯是为了防止犯罪。那么，在刘治温的“委屈”中，制度是不是该反思这种“所谓的潜规则”？是不是该反省这种让干部犯了罪还感到“委屈”的官场腐败程度？这种让落马官员觉得犯了罪还没有达到“所谓的潜规则”的权力生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制度的松懈害了一部分干部。因此，笔者以为，落马局长叫屈也许不是狡辩，只是他的自我辩护超出了“所谓的潜规则”的官场语境而已。这应该作为当前反腐败攻坚战的一个值得探索的路径。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