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基础薄弱的边陲省份，一跃成为在全国举足轻重的经济重镇，广东凭借改革开放的先行一步完成了从贫到富的华丽转身；尤其是广东率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为以往持续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如今，广东正面临着由富到强的艰难转型，所凭借的依然是改革的继续先行。
在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向大会所做的报告中指出，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现在的广东省情已经并正在发生全面的、深刻的、重大的变化，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他还郑重提醒：“把握得不好，我们就有可能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出现停滞和倒退，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有可能断送。”
正因为广东先行，所以更早地从高速增长期转入平稳增长期，所以更早进入新旧发展模式交替的关键时期。时移势易，以往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当变则变，如今唯有以改革推动转型升级。正如汪洋所言，要形成一套具有强大动力、充满活力和可持续竞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相互协调、良性互动的格局。
完善和成熟的市场经济，政府、市场、社会应“各司其职”，既相互制约也相互协调。然而，传统计划经济是“大一统”的管理模式，政府统领一切，无论管得了还是管不了、管得好还是管不好，统统都要管。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大一统”的管理模式虽历经多次改革，但传统体制的残留依然存在，传统观念的意识依然强大。当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基本建立以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就成为经济社会领域诸多矛盾和问题的体制性根源。比如，公共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约束，不时以审批、管理、调控的名义粗暴干预市场运行、扭曲市场机制，不但提高营商成本、增加营商风险，而且权钱交易的权力“寻租”还滋生形形色色的腐败。又比如，市场经济造就了社会的多元化、人员的高流动性，但“一统到底”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政府大包大揽却穷于应付，社会矛盾无法通过有效的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权益保障等机制发挥作用，结果不时“小事变大事”，甚至酿成恶性事件。
因此，广东能否再领风骚，关键在于改革能否继续先行，尤其是能否率先塑造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崭新格局。改革的关键是有效约束公共权力，给权力划出合理合法的边界，限制其随意、任意、故意地干预市场的资源配置和社会的自我管理。简而言之，就是政府要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回归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本分。公共权力的“有形之手”不再“乱摸乱动”，市场的“无形之手”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的“众人之手”才能以各种有效方式依法实现自我管理。
改革的关键就是改革的难点，难就难在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难就难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难就难在需要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自我革命”。汪洋坦言：“我们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坚决打破背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利益格局，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使政府真正成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凭借“革计划经济命”的无畏勇气，广东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向市场和社会放权，无疑又是一场革命，而且对政府来说是“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更需要无畏的勇气。然而，改革不进则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就说过：不改革，死路一条！
（责任编辑：王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