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千疮百孔的中国足球来说，4月24日和25日又是两个写进历史的日子：时隔数月之后，第二批足球打假反赌扫黑系列案件分别在辽宁省丹东、铁岭、沈阳、鞍山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中国足球相关涉案人员，特别是前足管中心主任谢亚龙、南勇这样的“大鱼”首次出庭更加引人关注，而此次四地法院同时审判也标志着反赌扫黑风暴即将进入收官阶段。
继去年年底在丹东、铁岭两地公开审理了杨一民、陆俊等涉案人员后，中国足坛的警笛再度鸣响。人们期待着，在第一批涉案人员接受审判时暴露的一些尚待破解的问题，将在第二批案件审理中梳理出更加清晰的脉络。第二批案件的审理，将继续对中国足球涉案的管理者和操作者进行庭审，对假、赌、黑现象继续进行清算。
中国足球警笛的再度鸣响，是一次升级。谢亚龙、南勇作为犯罪嫌疑人受审，其“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所牵涉的问题盘根错节。因此，从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程度上来看，此次审理是一次升级。如果说第一批审理的案件是此次足球审判中局的话，那么第二批案件的审理，将给此次足球贪腐案的审理暂时画上一个句号。
除此之外，原福特宝公司总经理邵文忠以及申思、祁宏等前“国脚”也将同时受审，涉及到足协、国家队和商界，牵涉人员的广泛性和事件所受的关注度也将迎来一次升级。
从当年的“渝沈之战”、“甲Ｂ五鼠”到龚建平案，再到地下赌球、黑哨官哨肆虐侵蚀中超联赛，中国足球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在泥沼中越陷越深，但相应的处罚却基本局限于行业内部，并基本上属于隔靴搔痒。即便是黑哨龚建平最终被判刑10年，但其他未主动交代的裁判却在行业规则的“庇护”下安然无恙。这让中国足球反腐完全夭折，让“赌徒”们更加胆大妄为、无所顾忌。
2009年8月25日，公安部等六部委直接部署下的反赌扫黑专案组成立，标志着司法介入的升级。时至今日的审理，带来更多的是司法制度层面的完善。众所周知，韩国在对2011年曝光的几十名足球涉赌球员作出处罚后，迅速在去年年底通过了国家体育促进法的修正法案，加重了对操纵体育比赛的惩罚力度。适值我们国家正在对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进行修改，立法机关应抓住这次足球腐败案审理的司法实践，落实具体条款修改。
警钟的再度鸣响，对中国足球来说又是一次机遇。我们看到，通过第一批反腐打黑案件的审理和宣判，中国足球的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净化，中超联赛的上座率和受关注程度节节攀升，几近崩塌的行业信誉和形象得到了一定的恢复，球迷也似乎看到了中国足球新的希望。人们希望通过这批案件的审理，铲除长期以来隐藏在中国足坛的毒瘤，并解决过去遗留的一些问题，整肃中国足球面临的危机，给中国足球的发展创造一次机会。
警笛拉响之后，中国足球的所有从业者也应该彻底警醒，重塑自我。中国足协也应该借此机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中国足球管理运营机制的监管力度，并形成长效监管机制，让司法介入变成常态。足球管理机构还应更加重视社会监督，完善并启动行业内部的评判程序，即在职业联赛理事会的范围内作出相关的认定。一旦职业联赛理事会内部达成共识，认定为“假赌黑”，就应当在行业内部作出严肃处理。对于违法犯罪的，还应提请司法介入。
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公检法对中国足球假赌黑的打击力度空前，但由于长期以来的积累沉淀，中国足球在短期内仍很难获得质的改变，足球从业者的基本素质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在国际赛场上的竞赛成绩也基本上处在“还债”阶段。这些问题的存在，以及中国足球“管办分离”的争议、联赛自主经营问题等等，都说明中国足球的基础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