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速的放缓是一个自然的、正常的过程，发达经济体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类似的增速转变。经济增长具有“工具理性”，但经济发展更具有“价值理性”，经济增长只有有效地转化为国内居民福祉水平提升，才更具有持续性、合理性和正当性。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率为8.1%，自2011年第一季度以来，中国GDP增长率已经连续五个季度呈现出下降态势。由此，引发了一些对于中国经济会否 “二次探底”的担忧。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表现不仅攸关国内居民福祉的改善，而且对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也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那么，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放缓，是否如一些人所说会进一步走向“断崖式”下落？在此背景下，未来经济发展战略是否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从时序意义来看，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双轮”驱动，1978—2008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0.0%，在人类经济史上创造了“增长的奇迹”。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导源于政府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2009—2011年中国GDP增长率也分别达到了9.2%、10.4%和9.2%。对于一个已“习惯”于两位数增长的经济体而言，连续五个季度的增长下滑且增速逼近8%，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且需进行“心理调适”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一系列条件的基础之上，例如：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全球化红利以及制度变迁效应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条件已经或正在发生逆转。例如： “刘易斯拐点”逐渐逼近，导致用工成本上升，欧美等经济体的调整转折导致中国出口增速下降，而经济体制变革也具有边际收益递减特性。显然，如果缺少其他条件的有效 “接替”，则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和放缓就是一个基本趋势。此外，持续高速增长引致了中国经济总量显著增加， 2010年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条件下，经济基数增大也会对增长速度形成“拉下”效应。由此可见：中国经济正从9%—10%的年均增长率转向7%—8%的年均增长率，经济增速的放缓是一个自然的、正常的过程，发达经济体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类似的增速转变。
就横向比较而言， 1990—2010年，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50%、 1.75%、 1.17%、 6.26%、 2.73%和0.47%，中国在未来十年中如能保持7%—8%的年均增长率，则在大国经济比较中仍具有显著优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具有 “工具理性”，但经济发展更具有 “价值理性”，经济增长只有有效地转化为国内居民福祉水平提升，才更具有持续性、合理性和正当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确实显著提升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但考虑到经济增长所伴生的资源高消耗和环境的高破坏，且居民家庭消费难以拓展、收入分配差距渐趋扩大、公共产品供给相对滞后、社会就业压力依然突出等，当前我国仍存在增长速度显著但发展相对迟缓的不对称性，仍存在总量高度增长但结构问题突出的失衡格局。这表明：中国当前也许不需要过度“迷恋”超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必定要将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的转化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看待。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的适时适度微调是有必要的，但不可能、也不应该再次推出类似于2008年的高强度经济刺激政策。当前，经济增速放缓似乎与2008年相类似，但这种放缓程度远远轻于2008年，且放缓部分地导源于政府的主动调整和转型。在此背景下，面对一个正常回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应再依靠政府强力投资和过度释放流动性来刺激增长，否则，政策的实施条件会渐趋弱化，实施效力会边际递减，且经济体中业已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也会不断积累和加剧。据此，人们有必要对经济增速放缓的现状保持理性，对那些要求刺激性政策再次出台的呼声保持冷静，尽快将反危机的短期政策组合转化为后危机时代的常规化制度建设。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中国必须深刻审视影响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主要瓶颈，而经济增速放缓也倒逼国人以勇气和智慧破除这些障碍因素。应该看到：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因素，是内部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外部冲击是通过 “放大”和“催化”这些结构性问题而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在需求结构上对投资—出口高度依赖，在产业结构上对传统制造业高度依赖，在投入结构上对物质资源耗费高度依赖，这种经济结构在特定时期具有合理性，但长期延续则会缩小中国经济对外部风险的回应能力，是引致中国经济不确定和居民福祉提升迟缓的关键因素。作为对上述格局的一个回应，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着力推进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投入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依靠发展方式转型来拓展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在当前经济增速回落的背景下，发展方式转型更具有重要性和急迫性，更应在认识上放在战略高度看待，在实践中依托有效举措加速推进。
加快发展方式转型、实现市场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是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且企业投资最终是由居民消费这种市场因素引致的。我国必须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来提升企业—居民的市场能力，为政府政策向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顺利“交棒”创造有利条件。为此，我们必须加快完善行政绩效考核以及财政管理体系，解决地方政府在经济职能发挥中的既“越位”又“缺位”问题，促使地方政府以正确的方式提供正确的公共产品。与此同时，还要加快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市场化改革，依靠放松管制、税收减免、金融体系创新等举措促使企业实体经济投资增加，同时依靠就业岗位增加、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供给体系完善等促使国内居民生活消费拓展。唯其如此，中国才能在面对经济增速放缓时真正做到从容不迫，才能根本解除经济增长对刺激性政策的高度依赖，也才能更为有效地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结构良性转化和居民福利水平不断提升。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