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社科出版社发行主管截留300万、32岁房山区疾控中心出纳韩毅挪用400万等，近两年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公职犯罪案件中，发现低龄化趋势明显，“80后”为犯罪主体的案件犯罪金额合计达2000万。（3月20日《新京报》）
来看一中院对已审结的“80后”为犯罪主体的案件的调研。调研发现，“80后”公职犯罪案件共计74件，占公职犯罪案件的2.5%；从犯罪分子的文化水平看，硕士研究生2人，大学本科34人，大专14人，高中11人，中专13人；犯罪分子在原单位主要担任基层部门主管、业务员等职务。法院认为，以上数据表明，当前公职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80后”青年逐渐成为该类犯罪的重要组成群体，且呈现出入职时间短、文化程度高、职责权限小、涉案金额大等特点，需要引起社会高度重视。
的确，不论何时，腐败官员都能刺痛社会的神经，损害公共利益，而“80后”年轻公务员步入腐败行列更是让人痛心。在破获一起起腐败案件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反思：为何初入官场的“80后”公务员会走上腐败的不归路？每年公考压力如此之大，好不容易进入公务员队伍就是为了“腐败”？坦率来讲，腐败的根本原因不在年龄大小，年轻高者会贪腐，年轻公务员也会贪腐，真正的原因在于权力容易越界，没有一个对腐败严格监管的体制构架，多小的年龄都会腐败。
年龄不是腐败的关键，原因是不论何时，人的欲望都不会消失，但如果体制对这种欲望没有很好的规避措施，或者体制存在漏洞，可以让官员发现腐败获利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欲望会被无限放大。坦白说，年轻公务员贪腐比例上升，高学历者步入贪腐者行列，可能恰恰是因为他们的高学历，能够让他们发现体制中存在的监管漏洞。没有监管的权力是极容易为恶的，由于没有有效的预防机制，在侥幸心理作祟下，自然而然走上腐败之路。
事实上，以前的腐败者多集中在“高龄者”，很可能是因为那些官员已经在官场混迹多年，深谙官场的各种规则以及体制内的监管漏洞，因此可以利用这些漏洞为自己牟利。在这一点上，高学历与高官龄可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这并不是说公务员队伍中进入高学历者有何不对，而是体制应该在防腐败制度设计上，将权力关进笼子里，不能让其越界。防腐败的关键在于，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受到监督。应该说，我们并不缺少防腐败制度，真正缺少的是如何让这些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发挥作用。我们需要的是这些制度在腐败未发生之前就已经产生作用，而不是事后的亡羊补牢。
近年来，学历高、年龄小的公务员越来越多，如果体制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副千疮百孔的图景，可以随意越界的围栏，那么还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步入贪腐行列。如此一来，损失的不仅是个人的前途，还有更大的公共利益，因为“流氓不可怕，怕的是流氓有文化”。在这一方面，除了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道德自律，更重要的在于让他们看到法律与体制的强大威慑力。人必须有所畏惧，公务员更应该对法律心存敬畏。
（责任编辑：王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