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活跃着富豪的身影。有亚冠首轮赛横扫韩国足球的恒大队老板许家印，有大陆身价排名第一的娃哈哈老总宗庆后、有说“广州房价不贵、中国高房价城市没十个”惊人之语的富力地产总裁张力，有“计划生育政策创新者”李兴浩，有自称“花200万做调研被糊弄”的万达足球冠名后台王健林……两会中富豪的雷人雷语，抢了媒体的很多版面、镜头。
根据胡润排行榜的统计，中国前1000名富豪中，有75位全国人大代表，72位全国政协委员。其中75位上榜的全国人大代表，平均财富77亿元；72位上榜的全国政协委员平均财富95亿元。
富豪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给我们带来什么信息？
首先，人民政权接纳了多元社会，认同了阶层的分化。建国后的新中国、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是一个被称为“阶级消灭的社会”，只有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新时期，我们建设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多元化、多样化了，允许个体经营、私人办厂，比之解体前的苏联更为思想解放，他们在1987年召开的苏共27大还通过决议：不准许私人开厂，否则被作为“地下工厂要打击的”。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国家课题研究，将我国的阶层划分为10个，但因将工人和农民排入第八、第九位，只在“城市无业流浪者”之前，而饱受诟病、未被主流意识形态所采纳。党的十六大报告采用了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建党80周年讲话中所概括的六个阶层的说法，其中之一就是“私人企业主阶层”，而且，他们只要经过考验和审查，符合共产党员标准的，能有机会加入共产党。既然私人老板能入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自然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就是人大，政权组织就是以它及由它产生的“一府两院”组成，一体施行。人大代表相当于其他国家的议员，私人老板加入其中，就参与政权的运作。人民政协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平台和统一战线的平台，参政议政是政协委员的职责，政权运作离不开政协的作用，也就是我们的政权认同了私人企业家的参与运作。这意味着：我国的社会主义迈入多元化的结构，使得各阶层的人群都能选择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发挥着各自的创造性、积极性，比之单一公有制的社会，更为实在，更解放生产力。
其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结构应在实践中逐步优化。新一届的全国及省市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将在年底产生
，明年换届后履职。有关部门正在做各种调研，研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组成结构。笔者被邀请参与其中一次座谈，深感较为合理的代表委员结构的重要性。人大代表的产生是公民选举而成，我国的选举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是设置选区，“块面”式选出各级代表的。但代表的“代表性”是选举组织者预先有预案的，基层的还是领导干部的，不同性别的、民族的，不同职业的，平民还是军队的，大陆还是港澳台的等等，都有一定的比例预期。
政协采用非票决方式。政协以界别方式协商产生委员。1949年6月19日通过《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根据规定，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分为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共45个单位)和特邀代表5大类。195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会时，政协的参加单位发生了变化，区域代表、军队代表由于已经参加人大，不再作为政协的参加单位，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改由党派、团体、界别、特邀四个方面组成。即由中共、民革、民盟、民建、无党派、民进、农工、致公、九三、台盟、青年团、工会、农民、妇联、青联、合作社、工商联、文联、自然科学团体、社会科学团体、教育界、新闻出版界、医药卫生界、对外和平友好团体、社会救济福利团体、少数民族、华侨、宗教界共28个单位和特别邀请人士组成。以后各届全国委员会的参加单位略有变化。如今则由中共、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致公、九三、台盟、无党派、共青团、工会、妇联、青联、工商联、科协、台联、侨联、文学艺术界、科学技术界、社会科学界、经济界、农业界、教育界、体育界、新闻出版界、医药卫生界、对外友好界、社会福利界、少数民族界、宗教界、特邀香港人士、特邀澳门人士33个参加单位和特别邀请人士组成。这些界别的各界的人数多少，就形成结构是否合理的主要因素。相比之下，人大代表主要依据选区“块面”选举产生，有“代表性”的要求，政协委员主要依据界别的“条线”协商产生，界别的比例就有“规则”的要求，是“强调”的。
笔者所写此文的切入点是富豪企业家，我看有他们加入
是一种进步，也是社会转型以后的一个必然趋势。然而，富豪企业家，只能算“经济界”之中的一部分，经济界还包括一线的工人，国企的老总（经营人员），经济学家（经济问题的研究人员），还有个体户代表、外来务工人员等。说句实在的话，富豪企业家因其企业规模较大、知名度高，可能对当地的发展，“贡献”也大，这是好事，他们因此也会受当地政府和民众的肯定，无论是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他们被选为候选人最后被选上，或被“协商”出来，也在情理之中。但经济界中的其他人员呢，被排上“候选人”或“被协商”出来，就可能要“费不少口舌和周折”，如外来务工者就是这样。而且，企业家和其他代表委员在两会的话语权也不一样。有媒体报道，3月12日在政协民盟组讨论中，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李竟先质疑，大会发言“老板”太多，企业内容过多，覆盖面不够。他说：“在大会发言的有31%以上是企业老总或公司老板，占了三分之一的发言资源，大会发言的遴选机制是什么？”之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参加的政协经济组、农业组联席会议为例，10位会议发言人中，有7位是企业家委员。在发言委员中的比重，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高很多。
因此，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组成结构，以至全国政协联组或大会发言结构，都要探索和考虑“结构合理”问题，以体现两会政治运作中的公平。
其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表意见、提出议案提案应从“众意”更多地向“公意”发展。卢梭在《社会契约论》有个“公意与众意”的理论，他认为，“公意永远是正确、公正的，永远倾向于公众利益的”，“但人民却往往容易受他人的欺骗”，因为“众意与公意之间经常有着很大的差异。公意关注的只是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关注的不过是私人的利益。”要寻找“可以是公意得到彰显发扬而人民又不会被欺骗的方法。”在资本主义情况下很难找到，因为政治运作、方案选择，政策制定和变化的背后，都有资本垄断集团的利益左右。据说，美国放纵枪支管理民众颇有微辞，但枪支制造商对总统竞选的资助有力，于是，政府保持这种状态，于是将军火集团的“众意”变成了“公意”。当然，西方民主理论也认为，一旦议员被选出来，他不应只是代表选区利益，他必须“超脱”选区，代表公意。
我们有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优越性，当然各个阶层群体的利益也有差距和矛盾，反映的“意见”中也有“众意”，企业家在会上大声呐喊的，有不少是企业界以至私人企业界的利益。如何在反映各种利益过程中，吸取有益的“众意”，寻找“众意”转化为“公意”的机制和平台，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表现。人大、政协就是这样的“平台”。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党的建设的任务中，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下基层，与群众面对面，学会“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就是反映老百姓的“公意”！
我们注意到，这些富豪企业家们，“公意”方面的意识也有明显进步。据媒体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本次共带来11份议案，关注的内容涉及经济发展、税费制度、银行暴利、投资环境、医疗、房地产及教育等问题，其中仅有一项关于“治理商超零售企业违规收费行为”的建议与企业有关。全国人大代表、青岛港集团董事局主席常德传带来10份议案，包括大气污染、加大公租房建设、治理交通拥堵、教育公平、食品安全等。其中，涉及企业的建议包括进口整车问题的建议。全国人大代表、龙湖集团（房地产）董事长吴亚军带来的议案，就是从制度层面有效解决留守儿童这一社会热点问题。一位企业家委员对记者说，一般情况下，企业家代表、委员提出的议案提案，其中会有1到2项涉及到企业或行业自身的发展。但是，大部分内容还是会涉及到企业以外的其他领域。这是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进步，希望我们的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有“公意”意识，为民呼吁，为民办事。
（责任编辑：王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