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法兼顾“惩恶与保障” 方可宽慰人心

　　法律和我们有关么？不违法犯罪是不是就彻底和法律绝缘？法律如何修订？当个人权利被公权力侵犯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法律，其实时刻勾连着当下，链接着你我。守法的范围，违法的边缘，以及模糊的“法外飞地”……我们无时无刻不和法律那些事儿发生交集。

　　因此，这几天全国两会上关于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的审议，极受瞩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工委相关人员也就此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介绍说，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删去了逮捕后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明确规定，采取逮捕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或者执行监视居住后24小时以内通知家属。

　　“刑诉法拟规定逮捕后24小时内通知家属”这样的消息，引起了舆论的极大关注。其实，去年8月刑诉法大修就第一次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而当时部分条款一度引来忧惧。而去年底，刑诉法修正案再次提交审议，二审内容，较第一版已有不少修正，部分集纳了前一轮各界讨论的意见。

　　比如完善监视居住制度，完善逮捕、监视居住的条件、程序和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的规定，就是刑诉法大修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样的立法导向，是值得推崇的。诸如“拟规定逮捕后24小时内通知家属”的条文，在当时披露后就已引起关注，而这种关注热情，一直延续到本次两会。

　　而这背后，是对“秘密羁押”的忧虑。因为此前一些案件中，当事人被警方带走后，家属完全不知情，以为家人离奇失踪。一些极端个案，即便家人报了“失踪”案，甚至还得不到相关信息。乃至有人发明了“被失踪”一词，来形容此类情形。修正案取消“有碍侦查”一项，尽管“被失踪”未必因此完全绝迹，但这样修正至少可视为从制度层面舒缓民意忧虑的一种努力，也是对去年以来征求意见的积极回应。

　　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是刑诉法的核心价值。3月4日，全国人大发言人李肇星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新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总则。另外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定非法证据排除标准；询问录音录像防刑讯逼供；拟24小时内通知家属；证人可请求保护；批捕须听取辩方意见；把律师介入刑事案件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等很多具体制度设计，都是为更好地保护公民诉讼权。

　　除此，“精神病人必要时由政府强制医疗”，也是一大看点。草案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行为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应责令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必要时，由政府强制医疗。这更好地保证了一些案件中，对嫌疑人做精神鉴定的程序正义。政府强制医疗，则似乎从人道主义和公共责任层面出发的善举。希望现实执行中不要走样。

　　此前，公众极为担忧包括刑诉法在内的一些法律中的模糊其词的“口袋罪”。比如，刑诉法中的“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一个“等”字，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而此次修正中进一步明确逮捕条件和审批程序，细化为：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企图自杀或者逃跑。

　　如此消除模糊的“口袋罪”，尽量保证法律的清晰和严谨，不给权力留下任意为之的“后门”，不留下可以推诿卸责的借口，这样的修法，才能宽慰人心。

（责任编辑：王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