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苹果公司发布了针对主要供应商的审计报告，称发现一些供应商存在大量违规行为，如雇用童工以及在薪酬、福利和环境问题上的违规行为等。苹果公司称去年进行了229次审计活动，比2010年多出80%。苹果在报告中指出，公司发现某些部件提供商曾有过13例使用童工的事件，当前仍在使用童工的还有6例，“我们对使用童工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政策，”（1月16日《京华时报》）
众所周知，苹果大部分产品在中国深圳生产，富士康是苹果iPhone及iPad产品代工厂之一。据美国科技博客BusinessInsider报道，上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旗下“ThisAmericanLife”节目组曝出苹果代工厂富士康存在非法使用童工，长期加班等问题。事实上，童工现象的存在，并非少数。辽宁省教育厅日前下发通知，禁止参与组织或介绍未成年学生非法外出打工，内蒙人社厅近日也强调，将严厉打击非法使用童工的违法犯罪行为，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童工在当前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难题。
国务院早于1991年4月就颁行了《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经2002年修订以后，“规定”已基本解决了规制、查处及惩治童工的法律障碍。然而，法律法规不缺位，童工问题却仍未得到遏制，令人深思。从雇工方来说，也许这就是证明“资本天性”的最好引证。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培育过程中的转型期，物欲的刺激，坍塌的道德规制，低廉的违法成本，无一不在诱使着这些新时代的“资本家”们。本轮金融危机以来，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违法风险也不断加大，雇用童工从地上转向地下，查处的难度也随之提升。尤其是一些外资企业，其内部生产状况和用工情况成为法律监管的盲点。
从务工方来说，我们还须正视一个事实。绝大多数未成年人成为童工并非源于雇主的威逼或胁迫——这种外在的逼迫恰恰主要来自童工们的家庭，更准确地说，是来自于极度贫困的生活。童工问题与贫穷相依相存，这是童工问题的根源。同时，童工问题还应归咎于一些职能机构的执法不作为。查处“童工”是职能机构的一项“依职权行政行为”，这一行为应该是主动的、积极的、有所作为的。但从公共媒体曝光的事例来看，查处“童工”事实上有异化为“依申请（或依曝光）行政行为”的迹象而定——似乎未经媒体曝光，我们的职能部门就找不到那些违规雇用童工的不法厂商了。
近年来，执法领域不断面临这样的窘境。当美国相关机构公布了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行为，我们一些地方的执法部门迫于国际压力，才恍然大悟般投入查处；当美国企业自行公布了供应商的违法违规行为（如雇用童工），我们的执法部门竟然毫不知情，甚至心安理得地看着别人的“零容忍”表演。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内地企业与外资企业在法律与制度面前应当一视同仁，个别地方不能以片面追求GDP而对外资企业网开一面。如果是那样的话，从长远的角度看问题，害的不仅仅是企业和消费者，受伤害最大的要数我们的“童工”——那些祖国的花朵，要知道，他们代表着国家的未来，是国家的希望所在。从眼前来看，他们为家庭解了燃眉之急，孰不知，一代又一代童工为新生“资本家”和国家GDP献出童年和青春，未来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创造就可能被推迟，国家的前途和未来与眼前利益相比较孰轻孰重，每一个人，尤其是执法者和相关人员还要认真掂量掂量。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