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在上海市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会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韩正市长在回答记者提问、纵论申城发展与民生时，特意提到的这段话让笔者心生感动和感慨。
韩市长说，“大家非常关心的，在提高各类人群收入的过程中，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能不能同时得到解决。譬如援疆、支边人员，他们都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他们过去援疆、支边，在当地退休以后户口回来了，居住在上海，实际上他们不少人生活也很困难。政府也将采取一些制度性的安排，来提高补助的标准，使这部分群众在上海生活水平也能够逐步地提高。”
韩正市长的这番话，充满深情地传递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对广大援疆支边人员的关爱之情，相信韩市长的这番话，会如同寒冬里的暖流一般，让如今已回到上海定居的援疆支边人员或还留在新疆这个“第二故乡”的上海援疆知识青年感动和欣慰的。
笔者不由回想起兴起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知识青年大规模地奔赴新疆参加建设的往事。如果说，1962年以前的上海知识青年赴新疆的人数还相对较少,影响不算大；那么，从1963年至1966年,在上海掀起了一股知识青年大规模奔赴新疆的高潮。
从1963年至1966年,当时的上海，每年都有大规模的知识青年出征,先后有10万浦江儿女离开上海来到天山南北，加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为建设新疆和保卫祖国西北边陲的一支生力军。鱼珊玲、应奋、杨永青就是十万上海赴疆知识青年中的优秀代表。
现在回望1963年至1966年的10万上海知识青年赴疆参加建设的往事，可以说，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确实是具有非凡的经济意义、国防意义的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也确实堪称的一个时代壮举。
虽然当年的上海和全国一样，也是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上海普通人家的生活水平也是蛮紧巴巴的，但和新疆等边远地区比，上海应该算得上是“繁华的大都市”了，上海人的生活也可以说在全国是很不错的。况且上海与新疆，远隔万水千山，两地从来就存在着很大的反差。当年大多数才十七八岁的上海10万知识青年毅然舍弃大都市的繁华，毅然远离父母，唱着“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立下“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开发边疆,建设边疆是我们最神圣的事业”的决心，怀着到边疆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放弃相对而言较为舒适的生活，义无反顾地踏上西进的征途，在以后的数十年里，战天斗地，献身于新疆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许多上海知青在新疆各级党组织的关怀和培养和家乡上海父老乡亲的关心下,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凭着才华,走上了兵团师团营连各级领导岗位。他们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创业和走向辉煌，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才华,应该说是上海知识青年选择了新疆,新疆也选择了上海知识青年。
十万上海援疆支边青年，是上海人民的优秀儿女，是祖国的优秀儿女；是国家建设的有功之臣，同样也是上海建设的有功之臣。
上世纪60年代初赴新疆的10万上海知青,其中的一部分，后因国家调整安置政策,通过知青转点、顶替、工作调动、退职等途径,先后陆续回到了家乡上海或到了其它省市。近几年,又有一些上海知青因退休相继返回他们朝思暮想、魂牵梦萦的故乡上海，安度晚年。
10万上海知识青年赴疆,与其他地方的支边青年一样,堪称新中国历史上的“西进运动”。这场移民运动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上海知识青年凭着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激情,推进了新疆的文明进程,成为传播现代文明的使者。新疆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历史也不会忘记他们。
近50年过去了。当年十七八岁的援疆青年，如今已经都步入了年过花甲的老年。由于种种原因，如今回上海定居的援疆支边人员生活上、医疗上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不便，需要得到上海和新疆两地政府的有关部门乃至全社会的关心和提供政策许可且力所能及的帮助。韩市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就通过“制度性的安排”，逐步提高援疆支边人员生活补助标准的表态，可以说是给众多返沪定居援疆支边人员的一份新春贺礼和美好祝福。同时也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故乡上海和我们每一个上海人，从来就没有忘记如今已成为父母辈的上海援疆支边青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始终是把关心和帮助援疆支边人员的生活放在心上、放在工作日程上的。相信来自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各种关心和实际帮助，一定能让所有返沪定居的援疆支边人员生活得更加体面和有尊严。
同时，笔者也希望有关方面对当年上海十万知识青年奔赴新疆参加建设那段难忘的历史，能从宏大叙事和细节故事等层面上，加以搜集、梳理和总结，使之成为珍贵的历史史料，成为对上海人民尤其是如今的青少年一代不无裨益的理想主义教育资源。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