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益增多的“过劳死”现象，人大代表建议出台“过劳死”的医学和法律认定标准，通过立法进行预防，将劳动者的休息权提到更高的保护层面。省人大代表张志亚认为，广东有责任率先立法将“过劳死”列为职业病，以保护劳动者生命权，为提高劳动者生活和生命质量提供法律保障。（1月17日《广州日报》）
从职业者的角度来讲，职业病的范围越多越好，因为这可以让其权利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得到保障；但对于企业和国家来说，职业病过多并非好事，这有可能导致职业者成为“易碎品”。而过多的因素，恰恰增加了评定的不确定性，使职业成为一种高风险，对于职业者的权利未必是有效的保护。
对此，用人单位为了逃避“职业病”的风险，以及有效化解成本，会大量淘汰老员工，或者在用工之前，进行某种权利性的界定，或让员工进行健康上的检验，或者私下达成某种约定。而对于“过劳死”的入“职”，则更会加剧这种现象。
此外，“过劳死”该如何鉴定？导致其后果的原因很多，比如有职业本身的，也有个人生存压力，甚至强烈的心理焦虑，都可能导致相同的结果，但其间的原因不同，则性质也就千差万别；另一方面，如何体现公平。过度劳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几乎人人都或多或少面临这样的状况，公家人有，自谋职业者同样存在，同为职业人，如何来实现权利的托底，以及保障？
增加职业病种不是万能药，将劳动权益保障统归到这一条道上，其实是一种过度迷信。“过劳死”呈高发态势，并一度成为社会问题，引起关注这无可厚非，但必须从导致问题的原因入手解决，方能对症下药，更加有效。
表面上，过劳死是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大等原因所致，实际上却与用工环境不优，劳动权益没有受到有效保护有很大关系。一方面，随意加班和超负荷工作并不缺乏法律规定制约，恰恰在于执行得不到位；另一方面，重资轻劳的观念如果不得到有效改善的话，即便过劳死在医学和法律标准上取得了实质性进步，也未必能收到预期中的效果。
从某种意义讲，对于劳动权益保护，不在于“无法可依”，而在于“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上。在一个“欠薪现象”还比较严重的环境下，与其不断出台新的制度补丁，甚至过度理想化，不如面对现实情况，加大既有保障制度的执行力度，切实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