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毕节小伙刘凯，在温州打工攒了1.5万元辛苦钱，怀揣现金上了火车，他没有遇到扒手，但是他却一口咬定车上有贼。于是从紧捂胸口，到脸色发红，最终他紧张地大喊：“有人要抢我的钱，就是坐在我身边的人，你们要保护我！”铁路警方称这可能是“旅途综合症”。（12月27日《黔中早报》）
回家过年，无论有钱没钱，本是令人多么幸福的事情，何况怀里还揣着一笔钱，而这位贵州小伙却疑神疑鬼，做出各种过激反应，确实太过紧张了，再加上列车上极度逼仄的车厢环境，乘客很容易变得情绪焦躁，把它认为是一种心理病症也是有学理依据的，但如果细究下去，便能发现，其实这种病理上的心理问题所映衬出的却是弥漫于社会上的某种情绪焦虑。
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贵州小伙之所以如此紧张，原因是过于强烈地保护钱财的意识，总担心钱被抢，他的钱并不多，但对他而言，却是一年的辛苦钱，凝结着太多的心酸和血汗，这1万5千元钱也可能承载着他对未来的希望，分量不言而喻。而面对一个不确定的环境，甚至在日常那种严重缺乏安全感的社会夹层里生存的社会体验，他们作为外来农民工，不仅要饱受那些有钱人的鄙夷眼光，还要忍受各种制度上的歧视，让他们找不到城市的归宿感和社会群体的亲近感，让他产生一种对环境的抗拒和不信任。
很可能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心理的刺激之下，才让那种逼仄的车厢环境发挥强烈的负面作用，才让他做出严重抗拒的反应。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农民工在每年春节回家时，为什么宁愿冒险把钱缝在短裤里揣着，也不愿意选择相对安全的邮寄途径，他们只有把一年的血汗钱贴在自己的心窝上才觉得安心。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甚为揪心的怪现象：一方面是公平的社会保护肌体尚未形成，另一方面是底层群体对现有的社会保护膜严重不信任甚至是抗拒，而在这种非正常的现象之下，底层群体的利益更容易遭遇外来非法势力的侵犯，比如被骗的、被抢的正是那些揣着辛苦钱回家过年的弱势者，当遭遇非法侵害后，如果不能得到正义的扶植和帮助，就会加剧这种对社会的不信任，而这种社会焦虑情绪是可以传染的。
从这一点而言，贵州小伙的旅游综合征，与其说是一种环境刺激下的情绪焦虑，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情绪的焦虑，这种焦虑源于制度的不公，和社会群体的严重割裂，要缓解综合征，固然可以在病理上寻找解决之道，但更根本的还在于社会情绪的安抚，这有赖于制度上和体制上的修正。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