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语·子路》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10月底履新的证监会主席郭树清12月1日首次发表其对资本市场的看法，他将内幕交易等同于贪污盗窃。在深圳举行的第九届中小企业融资论坛主旨演讲中，郭树清称将对内幕交易和证券期货犯罪始终保持零容忍，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同时称将改进监管手段和方式，请求机构及个人提供线索。
郭树清指出，当前内幕交易中，一部分人是有目的地利用特殊地位和关系牟取不正当利益，也有一部分人主观意识不明确，没有认识到内幕交易与贪污、盗窃、欺诈性质相近。他比喻说，“小偷从菜市场偷一棵白菜，人们都会义愤填膺，但是若有人把手伸进成千上万股民的钱包，却常常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就是内幕交易的实质，也是防范和打击这种犯罪活动的困难之所在。”
应该等同于贪污盗窃的，还有公车私用和公车超标。工信部日前发布的《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管理细则》明确要求，申报公务车目录的轿车发动机排气量不超过1.8升，价格不超过18万元。但据11月2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些地方公车配置有很多变通手法：一是帕萨特的外表，辉腾的内饰；二是新购豪华越野车作为下乡或抢险专车，实际是一把手第二部专车；三是名为购置上级重要领导或外宾接待车，实际是主要领导专用；四是让不受购车限制的下属企业购买豪车，长期借调到上级机关供领导使用。
公车改革多年效果不彰，一会儿发车补，一会儿拍卖，而不是坚决彻底地取消公车，关键还在于自己改革自己，不仅认识不到位，也下不了足够的勇气和决心。杭州发放“车补”，将普通公务员至局级公务员分为300元到2600元9个档次，2600元是什么概念？在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地方，处级干部也就2000多元的工资。这种补贴是否合适？为何换一种形式，就把公车消费完全合理化？“取消公车”应当是最终的方向。
如果说内幕交易和公车问题需要法律上的重新定义，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则试图以一己之力，身体力行地重新定义“职业化校长”这个令人尊敬的名词。赵校长公开承诺，在任期内，不申报新课题，不带研究生。他表示，希望能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成为职业化校长。大学校长本身就是一个有独立价值的职业，校长的价值体现在创造产生大师的土壤，而不是自己的学术成就有多大。
其实即使从程序正义上看，大学校长都不应该参与课题和研究生争夺。赵跃宇校长不申报新课题、不带研究生，会在经济上带来不少损失，但一定会在人格上获得更多尊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同样在试图重新定义政府的职能。
11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吴敬琏的文章，认为我国经济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不管是产业发展的重点，还是经济资源的配置，政府都起关键作用。其实，当中国的角色发生转换，政府在发挥自己作用的时候也会遇到和企业同样的问题。在作为追赶者的时候，由于有前人的轨迹可循，“集中力量办大事”时，成功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但当角色发生了转换，需要探索未知的时候，由于政府没有可能获得充分的信息，“集中力量办大事”出现大差错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现在有些企业一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就是希望政府加大支持力度。从长期和全局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于政府不可能掌握足够的信息，或者由于执行官员的利益误导，政府的政策倾斜对个别企业或个别产业有利，却损害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而且，政府对它确定要“保”的产业搞“特殊政策”，往往促使业界一哄而起；待到产能过剩以后，政府的反应就由“保”转“压”。目前，一些产业被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过一年多，已经从“热”变“冷”，前途未卜。
同日，在无锡举行的第14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颁奖大会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体制改革高峰论坛上，吴敬琏在发表演讲时呼吁，下届政府应以改革的姿态高调向全国人民亮相，应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从源头上反腐败”。
还有一位官员也在努力重新定义我们的生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公民的权利应成社会最大公约数。他说，主动放弃权利的人，也准备好了去侵犯、剥夺他人的权利，社会灾难由此发生。要在公民价值、公民道德和群众文化需求中寻找最大公约数。权利最应成为这一最大公约数。全社会都应竭尽全力捍卫权利这个最大公约数。
如果有一个自然数a能被自然数b整除，则称a为b的倍数，b为a的约数。几个自然数公有的约数，叫做这几个自然数的公约数。公约数中最大的一个，称为这几个自然数的最大公约数。“权利是最大公约数”的提法，有数学家的精密、社会学家的情怀，同时还有清晰的边界意识。公民权利的捍卫，对所有利益相关方或利益冲突方来说，都是最大利益之所在！
很多时候，从来如此的东西未必从来合理。停下三分钟，重新定义我们的一些名词，重新定义我们的生活，很快就可以发现：原来，生活可以更美的！ （童大焕 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