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出版社编辑送来一套写高考状元“成功秘密”的书，要我就此写一篇评介文章。在图书市场上，写高考状元的书和高考状元写的书都不少，有的出版机构组织专门的班子，在每年各省市的高考状元中物色合适人选，一旦锁定目标，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将他们牢牢“绑架”在出版项目上。说实话，我对这类“状元书”不感兴趣，对那些被“绑架”的状元，还隐隐生出一些同情来。
我问这名编辑：现在有多少人爱看“状元书”？他很自信，说“状元书”一直卖得不错的。然而我对他的自信还是不放心。据我所知，目前社会对高考状元的追捧已有所降低，北大、清华一向是“高考状元录取大户”，今年两校都没有公布录取的状元人数，而是希望社会更多地思考成才观和选才观，理性看待高考高分和高考状元。两年前，一家研究机构发的《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显示，1977年至2008年32年间的1000余位高考状元中，40%目前在海外进修或工作，在国内的职业领域主要为学界、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但取得突出成就、成为行业和领域顶级人才者较少，高考状元的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也有人质疑该调查的权威性，却拿不出更权威而翔实的反证来，因此，这份报告应该是可以引为参考的。
这份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与近年来社会上对状元的感知是大体吻合的——在人们的印象中，政界、商界及一些热门行业的顶尖级成功人士，很少听说有谁是哪一年某省某市的高考状元。中国人是最讲实惠的，如果高考状元只是在高考时取得了万人之上的好成绩，却未必能在今后成为“职场状元”，未必能给自己带来万人之上的权力、财富和名誉，那么，人们对他们高考“成功秘密”的关注，自然就要大打折扣了。
对于高考状元中少有“职场状元”，有人从多方面做出解释，说什么“这是对当前基础教育的讽刺”，“是对社会上唯文凭论、学历歧视风气的嘲讽”，我看都没说到点子上。究其实质，高考状元是读书范畴中的代表人物，“职场状元”则是成功范畴中的代表人物，在读书的范畴中，主要培养一个人学习知识、遵守规范的能力；在成功的范畴中，主要考验一个人在职场（社会）“做事”、突破规范的能力。在中国，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学”和“做”这两种能力是矛盾的，甚至是相互抵消的。每个人都有巨大的潜能，但能力结构一般而言却是“守恒”的，一个人在校期间如果主要致力于学习知识和规范，主要培养自己“学”的能力优势，那么“做”的能力势必受到很大的限制。等到他毕业后进入职场，走上社会，需要更多地发挥“做”的能力时，他强于“学”而拙于“做”，惯于遵守规范而不敢突破规范，就转化成了明显的能力劣势，这对于他的职场发展，势必成为越来越大的束缚和限制。高考状元难以成为“职场状元”，难以在相关行业和领域“做”成顶尖人物，主要原因我看就在这里。
另一方面，不少优等生、状元由于在校期间“学”得好，培养起了很强的优越感，毕业后在职场上往往也端着架子，保持着一定的矜持、清高和尊严，不愿意也不屑于去接近上级、走上层路线，总觉得凭自己的专业技能吃饭最踏实，凡事先想到严格依法依规办理。反之，有些在校期间学习不好、主要培养自己“做”的能力的学生，毕业后心态反而比较轻松，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厚黑”本领，为谋取名利、地位不讲规矩、不择手段，很快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真才实学始终是人在社会上发展进步的基础条件，但在一些地方和领域，“做”的能力却成了最重要的能力和竞争力——即便是在以“学”为本的大学、研究所，教授、研究员光有过硬的“学”的能力（教学能力、科研能力）也不行，还必须得有过硬的“做”的能力，能够拿到课题、经费，担任行政职务，才能在大学、研究所里成为成功人士。
高考状元少有成为“职场状元”，不少成绩好的毕业生反而在社会上“做”不好，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新一轮“读书无用论”，这是优等生们、高考状元们的尴尬，不能不说也是社会的损失。在一个健康、稳定、讲诚信、守规则的社会，“学”的能力和“做”的能力即便不能做到高度统一，至少也不应当严重脱节甚而尖锐对立。有朝一日，如果“学”的能力重新变得比“做”的能力更重要，在学校成绩好又在社会上“做”得好的毕业生越来越多，人们就会对高考状元的“成功秘密”倍加关注，“状元书”就会成为考生和家长喜闻乐见的畅销书。 （于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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