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庆熊发文称，11月10日下午，他去上课时发现教室里空荡荡的，后来得知学生被团委安排为香港艺人梁朝伟的到访维护秩序。张庆熊教授对此十分愤怒，斥责“团委的相关领导分不清楚教学科研是第一位还是娱乐追星是第一位”。(11月19日《广州日报》)
对于张教授的愤怒，不少网友表示“说得有理”，但也有不少网友认为有点小题大做了。确如一些网友所言，“学校抓差，学生缺课”在当下的校园，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张教授的愤怒，可能会让熟悉这种景象的人感到“莫名惊诧”，然而，这也正是张教授愤怒的最可贵之处，也是复旦学术委员会网站刊出这篇文章的意义所在。
教授们早应该生气，早该表达对这种校园风气的不满了——学校有领导来视察，需要组织座谈会或配合参加某一活动，有关部门直接调配学生，学生根本想不到还要给老师请假，老师要是问起来，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回应。甚至有时教授也被列为被组织之列，也可能出现另一种场景——教授把学生们晾在一边，去和领导和来宾大谈重视人才培养、以教学为核心，以学生为本。
这是典型的以行政力量干涉正常的教学，可教授们基本上处于沉默，长此以往，也就助长了行政部门的“威风”，甚至演变为一种习惯。进而，行政与教学的关系错位，行政机构办事员与教授的地位错位，学生对学习的态度也发生转变。在不少学生心中，学校行政机构科长、处长的话，远比教授的教诲重要，在行政部门的安排与教授的课两者之间做选择，根本就没有任何纠结，就像在复旦这起事件中，得到校团委指令的学生，根本就没有给老师请假就高兴地执行任务去了。
张教授的愤怒表达出了教授的立场。而在今天的大学教学、科研中，太需要这样的声音了。大学的行政化，行政力量对教学、科研的一再干扰，教育与科研偏离了基本的规律，被认为是我国高等教育最严重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教授们的一再忍让，不表达自己的意见，也是重要原因。我们一直在谈大学要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怎么推行呢？依靠行政主动放权吗？难度极大。最有效的途径是，教授的权利意识觉醒，勇于表达自己对教学、科研管理中的种种不良做法的意见。就像张教授的愤怒，至少鲜明地告诉该校团委和学生会，不顾学生上课，组织学生去执行某项任务，是完全错误的，也告诉学生，不上课而去完成行政机构布置的所谓任务是不务正业、本末倒置的。
(作者系评论员)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