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中旬，记者走访了外来农民工集中的上海青浦区。青浦区人民检察院的报告显示，在青浦区未成年人年犯罪总量中，外来未成年人已成为青浦区未成年人犯罪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在批准逮捕的涉罪未成年人中，外来未成年人更是维持在95%以上的高位。（10月27日《中国青年报》）
农民工子女频频走上犯罪道路，这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这种现象并不只是上海有，在其它城市也同样存在。外来未成年人是一个在城市化进程与城乡分割体制难以调和的矛盾之中日益扩大的边缘人群，作为城市结构的新生组成部分，他们不仅仅是生存意义上的融入城市，更在自我认同、生存方式乃至价值观等方面都试图融入城市，但却很难获得城市的文化认同。而与父辈不同的是，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做城市的过客，很难作出和父辈一样的决定：待不下去就回家乡，况且家乡对他们而言是那么陌生。在城市中没有根，在农村也没有根，身份的不明，导致了他们的困惑和迷茫。
如果说贫困的代际继承在他们身上呈放大效应，那么这种放大尤其反映在精神层面。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还能“穷来顺受”，甚至阿Q式地“安贫乐道”，那么新生代则更多了愤世嫉俗。他们有着改变其经济社会地位的强烈渴望，而在向“上”流动渠道被阻塞的背景下，强烈的渴望就会异化为心理失衡。生活的艰难，对前途的绝望，极易使“无根一代”产生极端情绪，进而铤而走险。
外来未成年人这与其父辈已迥异的群体，如果长期被边缘化，游离于城市主流社会之外，实际上已成为了孕育社会动荡和暴力的土壤。今天外来未成年人已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即使这个群体中只有很少一部人犯罪的话，其绝对数量也不可小视，其后果也可想而知。
“无根一代”总是无根，迟早要出问题。帮“无根一代”长根，不能总是“务虚”时头头是道，“务实”时寸步难行。应该拿出一张时间表，明确在未来几年要达到什么程度，解决哪些突出问题的阶段性目标，比如在中小城市、小城镇取消准入门槛，在大城市放宽落户相关政策，又比如逐步为他们提供福利保障，享受和市民一样的待遇，使外来未成年人能够看到取得的进展，树立起扎根的信心。同时，时间表又会产生倒逼效应，推动各项措施落实，促进“长根”。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