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通过辛亥革命，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政治现代化才有了足以依托的起点，前进的足迹就在筚路蓝缕的艰苦历程中彰显和延伸。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货真价实的革命都不是在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时“瓜熟蒂落”的，否则，革命的艰险与献身精神就无从谈起了。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也是如此。英国评论家曾说：“完成伟大的事业不在于体力，而是坚韧不拔的毅力。”
自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屡屡挨打，山河破碎，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思索救国之路。先之以“师夷之长技”，仿学西方科学技术；继之以改制，试图改变君主专制政体，结果都是不得要领。
为期30余年的洋务运动还抵挡不了后来居上的日本挑衅，“东方大国”的体面荡然无存，朝野呼应的戊戌变法虽然并没有把开国会、立宪法的君主立宪方案纳入百日维新的日程，却也被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玩弄于股掌之间，最终成为宫廷权力格斗的牺牲品，康梁师徒亡命他邦，谭嗣同等人血染菜市口，顽固守旧势力反攻倒算，沉渣泛起。到了1900年，慈禧太后还想利用赤手空拳的义和团，围攻列强在京使馆区，挑起国际争端，给八国联军大举侵华提供口实，《辛丑条约》对中国人民的压榨空前加大，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话说：“此次创巨痛深，实与亡国无异。”
庚子之变逼迫清朝统治者推行全方位的改革，即史书所说的“新政”，也促使更多的国人同情孙中山的反清革命运动。孙中山就说过，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时，全国舆论责骂“乱臣贼子，大逆不道”的特别多，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就明显增加了“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者，让孙中山看到“国人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若以群体而论，投入反清革命活动最多的主要是留日学生、新式学堂学生、新军官兵与会党；若以年龄论，大多属于20～26岁的年轻人，无论是武器的批判，还是批判的武器，他们血气方刚，冲锋在前，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历代优秀青年总是属于那些自觉地把个人前途同国家前途连在一起的人。生于1887年的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留书爱妻：“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只好舍家赴死。生于1885年的文学社与武昌起义实际负责人刘复基则不谈婚恋，一心革命，还把母亲送回老家湖南常德，离开军营专做职业革命家，把自己的租房建成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的总机关，亲手制订武昌起义计划，“官方意在必杀”。
辛亥革命不仅要推翻延续中国268年的清朝腐朽统治，还要推翻延续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制，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其难度可想而知。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以国情为起点，以欧美民主革命的成果为参照，勇于思索，构建三民主义的理论框架与“五权宪法”，还有部分革命前贤基于革命建国的实际需要，以远见卓识饱读中外文献，苦攻难题，年仅21岁就出任华兴会副会长的中国同盟会第三号人物宋教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只要翻开宋教仁的日记，就不难发现，流亡日本的作者记载最多的不是购书、读书，就是译书、写书，他好学多思、力戒浮躁，还摘抄许多克己修身的语录，奋发向上的理想追求与以心主物的处世哲学掺杂其间，其中尤以王阳明的心学占主导地位，王氏那“心外无物”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与宋教仁原有的革命精神相结合，组合成个人英雄主义，促使他完成由倾慕革命英雄向争当建设干才的心理转变，在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去争扮主人翁的角色。
还在艰苦而漫长的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宋教仁就一再强调破坏与建设二者并重，他还提醒周围的战友：“四川、两湖、两广、云南各省同志，都积极进行，大约一两年中，一定有大举。但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工夫，研究一番才好。”其先见之明却是如此真切。可以说，在新生政权的宪政与法制建设上，宋教仁考虑得比孙中山和黄兴还要周密。辛亥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筹备时，宋教仁继陈炯明为起义统筹部编制课课长，“凡文告、约法，及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之设施，纲举目张，累累备载”，都出自宋教仁“事前所手草”。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又携这三巨册革命文件潜回上海《民立报》报馆，以备来日。及至半年之后武昌起义爆发，他又把这些文件背到首义之区，赶紧起草我国第一部革命宪法性质的文件《鄂州约法》。正如有的香港学者所言，约法起草时间十分短促，“但约法的内容却相当完整，而且亦能表现一部民主共和宪法的基本精神，特别是宋教仁的内阁制思想，更表露无遗”。
千百年来，无论是完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是自然经济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地主制经济，都是中国君主专制主义的坚实基础。“民主”一词虽然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里早已有之，那也不啻是“人主”、“君主”、“民之主”或“为民作主”之代名词，它同西方政治学说中的“民主”(Democracy)即“人民当家作主”之义隔若霄壤。
风尘仆仆留学归来的新式反清志士平时所宣传的民主思想都是从西方革命前辈留下的历史遗产中挑选出来的，并非中国自身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当武昌起义一举成功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时，美国《独立周报》的社论就发出疑问，一个习于墨守成规的“古老的中华帝国可以成为一个共和国吗？”另一家报纸也认为，“中国的皇帝是天子，与日月星宿同辉，在这样的观念下根本不存在共和制度滋长的土壤”。美国舆论的疑问和判断充分暴露了自以为独占“自由女神”的美国人所具有的那分优越感和轻蔑感，但对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而且举步维艰的近代中国来说，由小农文明所托起的纲常名教还颇有市场，与资本主义文明相适应的近代民权政治还不曾成为多数民众自觉向往和奋力追求的伟大目标，即将新生的民主立宪之果还不完全是瓜熟蒂落所致，这又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民族危机的阵阵紧逼中匆匆踏上民主革命征途的辛亥先驱们不可能等着这些条件全都成熟后再来革命，正如孙中山在1905年回答严复时所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G·肖伯纳说，取得成功的人就是那些努力寻找机会的人，如果找不到机会，他们就去创造机会。孙中山等人最为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气概，推出刷新史册的政治革命。丘吉尔说：“我能奉献的没有其他，只有热血、辛劳、眼泪与汗水。”现代英国首屈一指的政治家丘吉尔是如此，近代中国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就推翻腐朽清朝而言，辛亥革命无疑是胜利了，清皇朝的统治由于辛亥革命的发生而实实在在地结束了。就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来说，尽管不能说辛亥革命已取得彻底胜利，但也不能说它的结局就是失败。
君不见，中华民国成立后，任何图谋复辟帝制的丑剧都没有好下场，素负治学严谨之盛名的同济大学首任华人校长沈恩孚在1921年为《申报》的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撰文时，就从政治纷争不断的吵吵闹闹中看到“国民拥护共和之心，翕然一致”。只要不是以民初社会的若干弊端而一叶障目，过于美化晚清预备立宪的前景，照搬“权威主义”，则不难发现，孙中山等人用巨人之手挂起中华民国的招牌之际，就同时树立了民主共和制的尊严——一种既不能漠视又难以侵犯的尊严。
正是通过辛亥革命，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政治现代化才有了足以依托的起点，前进的足迹就在筚路蓝缕的艰苦历程中彰显和延伸。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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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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