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在朋友眼中是个柔顺却又倔强的年轻人。他喜欢弹钢琴，很在意自己的外表，想要去整容。10月20日，他驾车撞到一名女服务员，因嫌“农村人麻烦”，他连捅被撞者8刀。（12月6日《新京报》）
从新闻报道看，药家鑫是一个多才多艺、柔弱执拗的孩子，新闻描述得令人心疼，但谁也不能否认：就是这个“好孩子”，就是这双弹钢琴的手，拿起穷凶恶极的刀，结束了另一个公民的生命。法律之所以正义，是因为它不擅抒情，摆事实，讲道理，赏罚分明。法治社会从不信什么“功过相抵”的逻辑，换言之，一个做了一辈子好事的好人，即便偶有恶行，也当为其不义行径支付成本。
杀人就是杀人，所谓“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就是无论嫌犯背负着怎样的光荣历史，法律的尺子只在杀人事件上拿出自己的“度量衡”。从马加爵案到崔英杰案，“良民犯罪”也许是个值得反思的社会现象，但稳态的法律不能轻易“动心”，因为法律所惩戒的，不是一个公民的动态史，而是一个公民的犯罪事实。
网上有个很有趣的帖子，描述好人坏人的辩证矛盾——上帝对我说：你是好人，信上帝的都是好人。佛对我说：你不是好人，不信佛的都不是好人。北京人说我：你们外地人没一个好人。东北人说我：你是好样的，都混到北京了。老婆说我：你当然是好人，没了你咱家就没了主心骨。企业说我：你们太坏了，就知道向我们要钱……人的复杂性，源于人的社会性。十恶不赦的坏蛋，在某些情境里，也是温润如玉的君子。正因如此，人性善恶之辩，自古就没有定论。
人性无善恶，行为有是非。法律的责任，不同于心理咨询师，公平正义从不是温情脉脉的教化，而只能以严酷对等的责罚警示后来者，以强制力和威慑力震慑恶行。底线分明、罚则分明，社会才有秩序可言。每一个坏蛋在某种情境下都可能是一个好人，然而人性的悲悯与同情，和法律的冷酷与理性，是两个层面的事情。黑车司机可能是个好爸爸，黄牛党可能是个好儿子，贩毒者可能是个好丈夫……但法律所规范与保障的，是最大的公共利益，是稳定的安全与权利——因此，即便他们是“好人”，仍无碍于法律对他们的惩戒。
此好与彼坏，不能杂糅混淆。这不仅是个法律准则，也是公民社会基本的理性主张。就譬如公权政府，不能因为在民生问题上扮演过好人，就可以偶尔剥夺公民权利、犯点小“恶”；不能因为搞好了菜篮子，就不管楼市；不能因为GDP上去了，就懒得治理污染；不能因为建好了“遮羞墙”，就不管城中村……
但愿“好人药家鑫”仅仅是公共事件的一个花边，也但愿这个花边不会影响法律与舆论对事件本身的是非判断。这是一个法治社会，这是一个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我们会有尺度地抒情，但拒绝莫名其妙的煽情。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