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信仰，今天突然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摆在全社会的面前。
社会发展了进步了，信仰何以成为问题被提到人们的精神生活，确实很值得研究。不久前，我看电视剧《潜伏》，国民党天津情报部门的李涯讽刺用情报换美元的谢若林“没有信仰”。谢若林回答很干脆也很无耻：“我有信仰，我信仰生存主义”。这就是说，我为生存活着，只要能活着，其他通通无所谓。无疑，这种观点丢掉了一个人社会属性的责任，剩下的只是自然属性，为活着而活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我在今天的网上竟然看到了对这种论点的赞同。五十年前，我在北大读书，那时我们也谈理想，也谈信仰，当时我们的中心话题是报效国家，尽快完成学业，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中国。我们的青春同朝气蓬勃的新中国一样，时时都充满向上的活力。而五十年后今天再谈信仰，心里觉得沉甸甸的——是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它已经显得多元，显得更趋功利化，当然这种讨论也更具特别的意义。
在有些人看来，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年代，我们谈理想谈信仰，似乎很不合时宜。而我看来，信仰不仅是理念和精神，更是人生的指南和人生的最高追求。不论社会怎么发展，不论经济怎么繁荣，即使到了我们成了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时候，如果放弃了对理想对信仰的追求，我们的社会同样会走向沉沦和没落。不谈信仰，我们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光辉人生，他们具有的牺牲精神，就无法理解。我是研究军史的，在中国革命史上，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过6位亲人是社会上都知道的，徐海东大将家族70多人牺牲就少有人知了。
我也想起我家的历史：从我父亲贺龙投身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他的宗亲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父亲在世时，认为满门英烈都是为国家献身，那是战争和革命事业需要，不必要常提我们自己，所以很少有人知道。3年以前，我女儿为缅怀先辈业绩，自费出版了一本贺氏宗亲英烈名录，社会上才知道这件事。我常想，前辈们这种不惜生命代价的精神为了什么？是为了理想，是为了他们坚守的信仰。可能千百万的普通士兵只是为了有饭吃有田种的最低目标，那么作为党和军队的领袖们则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在中国彻底推翻黑暗的旧制度，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的彻底翻身解放。所以他们可以舍家纾难、英勇献身。
去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为缅怀英烈，我不顾74岁高龄，特意回了一次故乡，重访了一个又一个英雄的牺牲地，凭吊了一座又一座烈士陵园。那里有我的先辈和亲朋，我想了很多很多，理想信仰的问题再次撼动我的心灵。在大革命年代，我的小叔叔贺文掌，因参加武装斗争遭敌人逮捕，敌人要贺龙送5万大洋便可放人，但送信人遭到我父亲一顿怒斥，敌人随即将我15岁的小叔叔放在笼屉里活活蒸死。我的姑姑贺满姑，是一个闻名湘西的双枪女英雄，1928年桑植起义后，在当年5月的一次作战中，姑姑被敌人包围，弹尽粮绝时她同她的二子一女同时被捕，敌人对这样一个年仅30岁的女红军用了极刑，姑姑在敌人五马分尸的惨烈手段下英勇就义，至死她都顽强不屈。我的大姑贺英(《洪湖赤卫队》韩英原型)、二姑贺五妹，她俩牺牲在同一次战斗中，同样英勇悲壮。这些烈士，他们为了什么？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全民族的彻底解放。有段记载今天有些人或许无法理解：1927年我父亲率兵赴南昌起义前，蒋介石得知消息便开始拉拢他，以500万光洋，外加一个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送他，企图收买贺龙。但这丝毫不能动摇我父亲的崇高信仰和政治理想，他脱下皮鞋穿草鞋，毅然决然率领包括三千湘西子弟兵在内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浩浩荡荡开赴南昌举行起义，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一支革命武装。起义之后，敌人出于对贺龙的仇恨，对我的家乡洪家关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屠戮。在“诛灭贺龙九族，鸡犬不留”的叫嚣声中，“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所到之处，十室九空。贺氏族人仅那一次就被杀害了80多人。
我重提这些历史，决不是要重温家族的光荣，而是要说明信仰的力量和理想精神的重要，先辈们如若没有信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就没有今天。信仰永远都是鼓舞我们奋发进取的精神号角，有了信仰，我们的事业才能发展，我们的国家才能进步，我们的军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也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前辈在90年前，为什么能像雄鹰一样飞到欧洲去倾听大革命的余音流响，飞到苏俄去领受工农革命的风暴？为什么会有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抛弃殷实富裕的生活、甚至毁家纾难而走进山林，建立革命武装？为什么一批纤弱的知识分子能组织起千万民众，用热血托起沉沦的大地？包括我父亲在内，他们中的许多人当时可以说都有比较殷实的家庭生活，但他们投身革命义无反顾，为什么？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缺什么也不能缺信仰。人的生活中，金钱是重要的，但仅有金钱是不行的，崇尚拜金主义同样也会让人堕落。金钱的泛滥能使信仰沉睡，官场的庸俗能使理想失色，市场的失信能使社会畸形。值得注意的是，蔑视理想的拜金主义已经开始并且正在损害着我们社会的健康肌体。在全社会中张扬理想，重塑信仰，建立和倡导一种高尚的社会道德，去和一切腐朽的低俗东西作斗争，是摆在我们全社会面前的任务，所有中国人都应当为此努力。
不久前，中央台播出了一个名为《老大的幸福》的电视剧，去年，还播出过《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等一批好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讨论理想话题的。这说明一个现象：我们的社会有一大批正直的艺术家、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已经发现了关于信仰的社会问题，他们在用先辈的光荣历史拷问自己，也在拷问所有中国人。
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是不能死机的，它应当被激活。我们的文明建设应该有更宏伟更高远的目标，我们应该循着这个目标奋发努力。
(原载6月11日《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