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故事的情节大体相似，但随着时空、人物的腾挪转换，结局却又往往大不相同。这里说的故事，就是农民巧遇总理后发生的那些事儿——七年前，农民熊德明巧遇走访的总理，她鼓起勇气向总理反映丈夫打工被欠薪一事之后，竟在全国引发了规模巨大的追薪热潮，此后其成为维护农民权益的“熊德明符号”，甚至还被评为当年的“央视年度经济人物”。
七年后，同样是农民的陈凯旋也巧遇走访的总理，在向总理反映问题后，却最终因担心报复而落得仓惶出逃——7月1日，温家宝在湖南宁乡县考察防汛抗洪工作，临时停车与百姓交谈。农民陈凯旋向温家宝反映当地出现塌陷的问题，还为温总理带路现场考察塌陷的大坑。当晚，镇上流传说，派出所要抓陈凯旋，陈凯旋当即从家里跑掉，三天没敢露面。（7月15日《新京报》）
在没被人告诉“给政府惹麻烦”之前，农民陈凯旋认为，他向总理反映问题并当向导的那二十多分钟，走的是一条“凯旋路”，因为塌陷问题最终得到了火速解决。可在镇上流传要抓陈凯旋和半夜敲门事件之后，陈凯旋却意识到自己走的那条路并不那么“凯旋”，他选择了出逃，并最终廉价转让了经营的菜店，他想回家种地，因为“这样活起来安生”。
这一个版本的巧遇总理故事，听到这里让人觉得有点荒唐，更多的则是一种悲凉——一个普通农民不过是因为古道热肠，向总理说了几句民生的实话，事后却心怀惶恐地出逃了三天。老百姓只是说一句实话，就畏惧地方官员报复如斯，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真实民意被阻塞的现实反讽？尽管事后当地政府澄清“敲门事件是个误会”，可在被警告“你把总理带到这里，今后你没好日子过”的阴影下，在某些地方连民众上访反映民情民意，也动辄被称“诽谤政府”的语境中，农民陈凯旋的惶恐出逃，又何尝不是一种现实选择？
顺延着陈凯旋的出逃路径，一些基层地区普通公众话语权的逼仄却越显清晰。且不说面对上级视察，基层官员自是踩好点、铺好路、说好话、安好人，这样应付检查的常规“路线”，普通民众就算是有掏心窝的民生话，也自是无缘置喙。就算是在日常的民情民意反映中，又有多少民生反映路径不是被非正常地阻塞着？否则，农民陈凯旋提出的塌陷问题，何以在当地人屡次反映时久拖不决，在总理过问之后，又能够火速进行？何以塌陷问题被解决之后，本没有解决民生问题能力的陈凯旋，却成为周边村民祈望解决问题的救星呢？
正是在这种话语权被剥夺的常态下，农民陈凯旋向总理说的大实话，才成为了这种话语潜规则中的重磅炸弹。它从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权力者悉心维护的欣欣向荣的民生气氛，也打破了官场话语潜规则，它暴露出了地方行政的短板，也自然影响到了地方官员的政绩。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民陈凯旋的出逃，也是衡量利弊之后的理性选择。尽管很多人认为，地方官员恐怕也未必真敢把一个向总理反映问题的农民怎么样。可从陈凯旋转让菜店时，担忧被有关部门“找茬罚款罚到一分钱不剩”这样的话语，我们或也可从中感知，一个农民被迫脱离“已改变的生活”那种苍凉。
陈凯旋最终没有被抓捕，当地政府甚至还找他面谈甩掉思想包袱。可陈凯旋还是选择了无奈地逃离——他转掉菜店准备回家安生种地，这已不是一个农民的受迫害臆想，而是在惯常的权力话语霸道中，一个犯险打破话语潜规则的农民，最终付出的悲凉代价。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