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审批难,关键是强化行政部门的公共服务职能,在审批权的设置上应当更加严格,能下放的下放,能舍弃的舍弃,更广泛地发挥市场的基础配置功能,而不是抱着计划的“枕头”不放手,审批腐败也好,审批惰政也罢,才能够得到根本性的遏制。
近日,广州依法治市“四五”规划和“五五”普法规划实施情况检查验收工作全面启动,广州市政协主席林元和在调查时认为目前的行政体制存在效率与服务问题,从效率上来说,从下到上审批,“最快还是好几个月,一查起来,谁都没当回事。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体制,二是腐败。你审批慢慢拖也是腐败,你是在等待‘好消息’、讨回报———无非是这个目的”。审批难久已有之,在计划经济时代,做什么工作都要靠审批,企业经营常常要靠领导审批的条子才能买到需要的设备,上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过的“双轨制”还让“官倒”兴起一时。所谓“官倒”,不过就是运作领导批条子罢了。从这里来说,审批久拖是有历史渊源的。
但如今时代变了,我们运行的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的政府改革目的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按道理说审批久拖不决的现象应当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尤其是在广东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更没有理由在审批方面拖拖拉拉。越是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政府部门越应当树立公共服务的观念,而不应在行政效率上回归计划时代。审批慢慢拖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不排除掌握审批权的部门藉此寻租,谋求因审批权而带来的物质利益。据说社会上有一大批代办审批的中介机构,只要你出得起钱,繁事可以化简,一直无法解决的审批可以在短时间内搞掂。为什么一些中介组织可以很快搞掂审批呢?无外乎他们和审批权掌握者达成了默契或者协议,审批权掌握者通过中介组织收取权力租金,避免暴露的危险,真是一举多得也。以此观之,审批权掌握者其实也是“经济人理性”在作祟,如果对审批久拖不决能够给他带来最大的利益,他一定选择久拖不决；而如果马上审批也能带来最大的利益,他也必然快刀斩乱麻,再造昔日“深圳速度”。
应当说,除了腐败的原因以外,一些行政部门或其职员所滋生的官僚主义、本位主义和教条主义也是导致审批难的重要原因。广东一直谋求在金融改革与创新方面先行先试,建立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对于广东广大的中小企业而言,这种金融改革当然是利好消息。金融改革不仅是要改革国有金融机构,对民间金融机构也要起促进作用,一些民营担保机构、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兴起也充分说明广东的金融市场大有可为,因为广东存在大量的对金融有需求的中小企业。但是,由于政策或者审批的限制,村镇银行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山小榄镇一家,而且由于至今不能发卡也不能印支票,银行基本功能缺失,导致出现了生存的尴尬；从担保行业来说,数十家担保机构从今年2月开始,连续几个月的增资扩股申请被搁置,使得很多民营担保机构的正常市场工作受到影响；至于小额贷款公司,目前拿到“出生证”的也是有限的几家,落后于江浙省甚多。这都说明,广东要建立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尤其在审批环节,应当解放思想,在市场需求和金融风险方面找到一个合适的度,把市场规律和防范风险有机结合起来,以此使广东金融事业产生乘法效应,从而为广大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务。
遏制审批难,关键是强化行政部门的公共服务职能,在审批权的设置上应当更加严格,能下放的下放,能舍弃的舍弃,更广泛地发挥市场的基础配置功能,而不是抱着计划的“枕头”不放手,审批腐败也好,审批惰政也罢,才能够得到根本性的遏制,从而强化审批对市场发展的良性作用而不是相反。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