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普通劳动者工资收入，不仅仅是为了应对一时的“民工荒”“招工难”，更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中央调结构、扩内需目标的重要抓手 随着经济的复苏，自2008年以来在原地“趴”了很久的最低工资标准，有了松动的迹象。近日，江苏、重庆、北京、广州、东莞等多个地方宣布，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或已经具备上调的条件。(据《燕赵都市报》报道)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正遭遇“民工荒”“招工难”的东莞市。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日前在“两会”座谈会上表示，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刘志庚认为，缓解招工难，适当提高工资标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对此，许多政协委员也表示了赞同，并提议将最低工资标准由现在的770元提高到900元，甚至千元以上，但不少中小企业主却表示反对，称这将加剧他们的生存压力。
2008年11月，在金融危机山雨欲来的时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曾发出通知，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自此，几乎再没有省份上调过最低工资标准。而今，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在关键的2009年，我国成功“保八”，经济率先从金融危机中企稳回升，已经具备了上调最低工资的条件。
东莞的情况最具典型性，在出口恢复的情况下，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却出现罕见招工难，有单不敢接。分析认为，工资过低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很明显的是，企业工资每提高一个档次，招工就要容易得多。而在东莞很多制造企业，一般工人月工资就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770元，且多年不变。因此，强制性的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直接后果就是普通工人工资的提高，并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促进工资收入普遍增长。
提高工资标准，是缓解招工难的明智选择，但其意义却远不止于此。
最低工资标准，不仅是一个有约束力的收入指标，对缺乏议价能力的低收入劳动者来说，也是一条基本的保障线。因为其约束性和连锁效应，这一标准的提高，可以促进整个社会工资收入的增长。增加普通劳动者工资收入，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中央调结构、扩内需目标的重要抓手。这一点，已被中央政策反复强调，也是国内外众多专家的共识。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劳动收入在分配中的比例，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近日在北大光华论坛上也表示，当前调结构应放在首位，除了产品结构，还包括收入分配的结构，要扩大内需，才有持久的商业机会，如果不调整收入分配的结构，不能让工资收入所占的比重在收入总分配中占的比例增大，我们就不可能持久扩大内需。
此外，央视近期一项调查显示，有56%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认为，当前经济面临明显的通胀预期，如果收入增长跑不赢物价上涨水平，部分低收入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将会受到影响，所谓的“穷忙族”也将增加。应对可能的通胀预期，或许也是全国多个地方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考虑之一。
因此，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最低工资标准不仅应该上调，还应该得到法律一样的严格遵守，使这个硬指标真正“硬”起来。
不过，对刚从金融危机中挺过来的企业、尤其是对利润微薄的制造企业来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肯定意味着压力增大，甚至可能被淘汰倒闭。但反过来，这更要求地方“坚定不移调结构，脚踏实地促转型”，倒逼企业致力于技术创新，不能永远替别人打工。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