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什么要认识世界？如果说认识世界就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是不完全正确的。从最根本的意义上，应该说人类认识世界不仅是为了改造世界，更加是为了能够和谐地与环境相处，与其他生物相处，与其他人群相处。就是说，人类还要学会调整自己，这种调整过程无疑也包括了各种技术手段的运用。
当前正在讨论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就是为着达到这种和谐。自然历史上远不总是最强势的物种战胜其他物种，从来都是适者生存而不是强者生存，总是最能与其环境和谐相处的物种才赢得了竞争的胜利。同理，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并不是人类的科学技术越发达就越能在自然界的竞争中稳操胜券，而是唯有人类更大程度地实现了自身与外界的和谐时，才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每当人们通过研究取得了成果，作为一种常规的思路，总是想把这些成果的效用尽量拓展趋于极致，而绝少有人怀疑自己这样做会不会从别的角度对人类造成危害。但是作为专家，除了知其可为还要知其不可为，应该自觉地而不是被迫地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实行约束。
在人类与自然界的相对关系上，千万年来人类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人类为了取得在自然界稳定的存在和延续，相当程度的强势是必不可少的。人类差不多是发展到了20世纪，才站稳了对于自然界的强势地位。但这绝不是说人类如想继续发展，就唯有更加强势。
我们本不该认为原始的生态就是最完美的，人们试图改造生态，满以为人类会创造出更加完美的生态。前苏联人当年把阿姆河和锡尔河之水引入沙漠，也是为着改善而不是破坏生态，直到浩瀚的咸海从地图上消失，才大梦初醒。人类已经手握着强大的技术力量，但是他们却还远远不具备估计技术后果的能力。正是基于这一点自知之明，我们才认识到人类原来还没有能力“改造生态”，我们的目标仍然只能定位于“保护生态”。事实上，凭人类现有的认识能力，要想留住原始的生态，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自然过程当然不总是有利于人类的，人类所掌握的技术不能不介入自然过程，这是没有异议的。但是技术应该遵循一种怎样的准则介入，才能构建关于人类的和谐，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秩序，正是我们需要加以研究的。并不因为人类掌握了某项技术，就可以竭该项技术之所能来为所欲为，而是说要等到人类有能力对于应用该项技术的后果作出评估的时候，我们才有资格放手应用。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要谨防破坏了自然界的多样性。
人工选择往往遵循着一种对“最优化”的追求，而在人们心目中的“最优化”，又往往意味着某些大同小异的标准，而且这种优势常常是经由市场的筛选来确认的。这样一来，品种的多样性不见了，技术路线的多样性也不见了。这种情况在生物技术上尤其显得严峻，因为在其他领域还有改弦更张的可能，如人们发现了化石燃料的缺点，还可以转而开发其他能源，但是某一貌似优势的生物品种，经过了若干代之后，一旦某些缺点凸现，再要想寻找其他品种，也许连其孑遗都早已灭绝了。
人类幻想全方位地掌控自然界，让自然界完全按照人类的意志来运行，这必将被证明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目标。我们必须把多样性留给应对不可预知的外界变化，要使技术的应用过程保留足够的柔性，要给非人工的自然过程留有足够的空间。不但要充分估计尚未认识的那部分世界，而且要估计到尽管我们目前不以为然但是随着环境变化可能会变得严峻起来的那些问题。如果我们仅凭着现时的认识水平来作选择和设计，往往会被证明是轻率的。
有人设想在不久的将来人类有可能在多个受精卵中挑选一个“品质最好”的继续怀孕，但是如果我们遵循大同小异的“最好”的标准来挑选自己的后代，是不是也意味着人类的后代将不可避免地拥有某些共同的缺点呢？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是不是更加愿意接受自然选择的结果呢？就是说让人类的后代彼此间优缺点可以互补，这样的物种就每一个个体而言也许都不是最优秀的，但是就整个物种而言将更加有利于抵御各种未知的风险。
我们之所以要反复地呼吁谨慎，是因为握在当代人们手中的技术，早已不是指南针或蒸汽机，当代的技术可以使地球变暖，使资源枯竭，使千万物种灭绝，甚至引发各种人们预想之外的灾难。所以，一项新兴技术要投入规模化应用，必须进行更广泛条件下的反复权衡。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