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讨薪何以落到“丢肾”地步

2010年01月17日 07:07 来源：工人日报成露

    140元工钱，三次报警，不仅没要来，还赔上了一个肾，28岁的农民工高志强手术后第一句话，就是问妻子治疗又花了多少钱。对高志强一家来说，这个春节注定充满了无言的苦涩。

    也许有人会问高志强：为了区区140元工钱，白白丢掉一个肾，值得吗？如此无奈的追问恰恰凸显恶意欠薪者的张狂，区区140元工钱不仅不给，还敢拿刀行凶高呼“捅死你”。从女工讨薪受辱到男工讨薪丢肾，一个又一个极端事件提醒整个社会，只要恶意欠薪不绝，讨薪悲剧就会不断上演，并以“没有最惨，只有更惨”的方式呈现。

    每当这样的悲剧发生，很多人总是一厢情愿絮絮叨叨地提醒农民工：为什么不去找劳动部门，为什么不通过法律途径，为什么不签订劳动合同，为什么不先学会保护自己……提醒有必要，但是否想过农民工背后的苦衷和艰难？没有劳动合同，劳动部门怎么受理？微薄的工钱，依靠法律途径讨薪的成本支付得起吗……

    与提醒农民工法律维权、组织维权相比，我们更该反思的恐怕是，为什么包工头的恶意欠薪行为没有收敛，为什么包工头有如此胆量叫嚣“谁要钱，捅死谁”？包工头的淡薄法律意识，是不是就在于恶意欠薪没什么大不了，捅农民工一刀也有可能没什么大不了？

    前几年，农民工选择用过激的方式讨薪，比如爬塔吊、上高楼，有人把这种方式看做“讨薪秀”。一时之间，批评的利剑更多地指向了农民工的无知和盲目。几年来，通过教育和引导，还有各地加大对欠薪现象的治理，农民工过激讨薪现象淡出了公众的视线，但恶意欠薪者却并没有收敛他们的恶意，甚至以暴力方式对待讨薪者，前有杭州女工讨薪被辱，今有男工讨薪丢肾，一次又一次发生讨薪遭遇暴力的极端事件，真是法治社会的耻辱。

    如果非得以“讨薪丢肾”的惨剧才能完善劳动法的践行，如果非得以“开胸验肺”的悲壮才能改善职业病鉴定的现状，如果非得以农民工身体、心灵受损才能换取某一法规制度的完善和严格执行，这种代价是不是太大、太可悲？

    农民工是一支建设大军，辛苦付出，一些人却到头来不得不为“讨薪”、“讨工作”、“讨鉴定”艰难奔走……诸多媒体报道农民工权益受损事件或现象时，无一例外地都采用了“讨”字。是什么令一些农民工沦为“权益乞讨者”？固然跟法律执行的软弱、社会潜规则环境有利于强者等因素有关，造成一些农民工在很多合法权益上难以获得保障，变成“被动乞讨”，甚至拿生命和健康为代价以获取权益实现，但更不容忽视的是违法成本低廉的问题。

    讨薪受辱、讨薪丢肾等事件，再次引来“恶意欠薪者要论罪”的呼声。从恶意欠薪者胆敢以暴力对待讨薪者来看，法律对恶意欠薪者的震慑力和约束力还远远不够。

    联想到醉酒驾车现象，也是在付出了多少生命代价的情况下，才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去年全国进行了醉酒驾车的严查，通过醉酒驾车案件获刑、公开曝光等，醉酒驾车行为有所遏制。

    同样，也许只有将恶意欠薪入罪，提高违法者的违法成本，才能真正遏制恶意欠薪者的胆大妄为。现在各地欠薪现象虽然大大减少，但讨薪农民工遭暴的现象却远没有绝迹。欠人家薪水，如果确有难处，可以协商解决，还理直气壮痛打人家，这种胆量显然离不开欠薪违法成本长期低廉的助长。

    劳动法明确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但这样的法律条文和难以严格执行的惩罚措施，根本难以防止恶意拖欠的现象。如果将恶意欠薪情节严重的以犯罪论处，对于那些漠视农民工权益、甚至与黑心老板沆瀣一气的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给予相应的法律或党纪、政纪的严惩，农民工讨薪之路将少一些悲壮。

（责任编辑：年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