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20年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改革开放，逐步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转型——由封闭半封闭社会转向开放性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活力充沛的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历程，使世人形成一个共识，即：绝大多数的改革都是围绕解放生产力，调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而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人们常形象化地称之为“做大''蛋糕''”。作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正确政策定位，做大“蛋糕”基本解决了以温饱为中心的民生问题。
然而，经济社会转型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伴随着市场化改革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蕴含着一些社会问题亟需正视和解决，譬如在财富分配上，如何体现公平便是一个不容忽视或小觑的问题。由此而对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倘若也用一句通俗化的言语来指称，那就是：在做大“蛋糕”之后，如何分好“蛋糕”？《人民论坛》通过对干部、网民、普通公众的问卷调查，日前发布了一份《2011干部新观念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所显示的排在前十位的新观念，其四为“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如果说，分好“蛋糕”是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权利期待，那么，它对政府及其官员而言，理应是履职的方向和施政的目标。
近年来，重庆市政府坚持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有机统一，其做法和经验具有一定的范本意义。重庆业已步入了大都市、大功能、大开放、大产业发展的新阶段，呈现出中央所期望的“加快”、“率先”之势。就拿基尼系数来说，两年来，从0.438到0.421，下降了0.017，重庆下一步要达到0.4的目标（基尼系数0.35是国际公认的最理想状态）。今年1月10日，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重庆正在摸索一条民生导向、缩差共富的新路。我相信，随着时间推移，将进一步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至于信心，来源于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和理解，来源于民本情怀广泛的社会基础，来源于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和担当。”黄市长介绍说：“我们的缩差共富有一套完整的考核体系，除了基尼系数，还有城乡差距比、区域差距比，还有创业人群数量、国民收入分配比例等等许多指标。”说实在，做大“蛋糕”我们已经积累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和做法，但如何分好“蛋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迄今尚无现成范例。相对而言，增量调整（把财富的增量部分更多地倾斜于低收入者）比较好做，一般也不会引发太大的争议，存量调节就显得十分敏感。重庆市近年来在增量调整和存量调节两方面都以“缩差共富”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作了有益的探索和有效的实践。恰如黄奇帆市长所说：“脱离人本的发展没有任何意义”。这正是分好“蛋糕”、缩差共富的理性前提和实务动力。
毋庸置疑，我国经济社会的增长速度和幅度是有目共睹的，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在这样的增长过程中，发展的不均衡，少数富人占取绝大多数资源和资本，普通民众享受的收益与GDP的高速增长并不匹配，这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时代性特点。它不仅存在于城乡发展的二元化、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更为明显地体现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导致的贫富悬殊。按经济学理论分析，社会财富的分配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以工资等形式的直接社会财富分配；二是政府统筹提供的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一层面的社会财富分配是有阶段性的、循序渐进的，且有地域性的局限，由此，人们的经济收入还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明显差异，换言之，社会不同群体之间贫富不均在短时期内难以彻底消除。但正如近日《人民日报》刊出的题为《以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社会公平》一文所说：“只要政府愿意并有能力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就可以大大缩小这一客观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公共服务均等化，着眼于最广大的民众，着力于最底层的阶层，使之在经济收入小幅度、隔年度增长的同时，享有常态性、多元化的公共服务，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改善。这自是分好“蛋糕”、缩差共富的题中之义。
如果说，如何做大“蛋糕”关乎“国强”的问题，那么，如何分好“蛋糕”则是攸关“民富”的问题，两者必须有机统一，方能日臻现代化愿景。对此，秉持“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理念的政府理应向社会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