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牺牲发展速度”的发展理性

    在日前召开的广东省委全委会上，省委书记汪洋的一系列观点引起了舆论的关注与好评。其中对经济发展是要速度还是要质量的问题，汪洋说，广东省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平稳增长将常态化，转型升级将成为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旋律，为此，广东将坚定不移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哪怕牺牲一定的发展速度。

    此番要经济增长质量而不是增长速度的论调，显示了一个官员在发展问题上的自觉。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是我们多年前就提出来的一个命题和任务，并成为“十二五”时期的一个约束性目标。然而现在看来，“十二五”能否彻底扭转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的真正转型和提高，并不乐观。这里既有发展惯性的问题，也有既得利益的阻挠问题，还与当前正面临着外部危机深化和内部经济增速下滑并存的局面有关，当然，缺乏典型带动也是一个因素。

    前面三点大家谈论得很多，我不展开讨论，重点谈谈典型缺乏问题。我认为，要促使产业结构升级改造，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就全国而言，是需要典型带动的。因为，当政绩考核方式未有实质性转变前，也就是还没有把对地方各级官员的考核由对经济增速的注重转变到对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视上来，在多年发展方式形成的做大经济总量的竞争压力下，即使一些地方政府想转变发展方式，但当意识到如果别人不跟随自己就有可能在政绩考核中“吃亏”时，他的理性选择就可能放弃这个转变，把资源投入到做大GDP的竞争中去。

    地方政府为什么会有这个判断？这跟目前我们遇到的内外经济形势有关。如上所述，外部的世界经济形势不排除二次探底的可能，从而影响到依赖外需的中国出口，进而造成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内部的通货膨胀使得民众不敢消费，造成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持续下降。内外相互结合，也就有了中国经济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增速不断下滑的趋势。经济下滑又有可能影响到就业。因此，面对此种局面，选择保增长就理所当然。从而，在地方政府看来，在政绩考核上，中央不大可能改变目前事实上的重数量和速度的问题。

    某种意义上，地方政府的判断并没错。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强调在发展方式的转变上，要有典型带动的原因。必须有地方政府自愿做“傻瓜”或“先烈”，在可以发展得快一点时放慢发展速度，充当全国其他地方的“榜样”，当他们看到这样做也很好，自己不会吃大亏，才有可能跟随而迈出实质性的变革步伐。目前来看，由广东来做这个“傻瓜”似乎是最合适的。因为广东各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已具备转型的内外条件。对此，汪洋说的很清楚，广东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已走过了做大总量、赢得速度就是赢得机遇的发展阶段，单纯追求速度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再符合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要求和广东的实际。

    从资源禀赋看，广东并不是一个自然资源很丰富的地区，但改革30多年来能够保持高速发展，经济总量一直位居全国第一，除了广东人的市场意识和开放精神外，最重要的是广东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它的出口加工业几乎都是出口国外。但金融危机对广东的出口加工业造成了很大打击，现实给广东提出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业要想赢得竞争优势，也必须以压低工人的工资和土地价格、甚至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这样时间一长，必会滋生出很多社会问题。近年来，广东不时爆发的工人罢工和由土地等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不能不说与此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广东要想继续充当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势必要进行产业转型，结构调整，把发展的重点转向质量和效益。

    中国多年来受制于发展方式的“原地踏步”，致使问题越积越严重。现在，广东甘愿放慢发展速度，为中国发展探索一条新路，如能成功，其意义不亚于30年前的最先开放对中国的推动。

（责任编辑：武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