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以来，对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又多了起来。按照世界银行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201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260美元，首次超过其当年界定的中高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UMC)国家3976美元分界线，有学者担心中国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去年8月北京大学教授姚洋在《南风窗》的一篇文章中给出这样一组统计数据，在数据齐全的87个发展中国家中，1980年有71个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中低和中高收入国家)，到2009年仍有61个，即86%仍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比“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说法更早被人们所熟知的是“低收入陷阱”，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在研究和分析全球发展问题时，曾经更多关注的是低收入国家如何启动经济增长，如何跳出“低收入发展陷阱”或“贫困陷阱”，在姚洋教授提供的数据中，1980年有16个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到2009年也仍有11个、即69%仍没有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那么，经济学有没有对“收入陷阱”这样类似的概念给出严谨的定义呢？2009年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Acemoglu)在名为《现代经济增长导论》(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一书中将“发展陷阱(development trap)”定义为一种存在经济效率损失的平衡状态，这种状态因为市场失效而得以持续。从中倒是可以看出，所谓“发展陷阱”与是否处于中等收入水平没有必然联系。
其实，“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统计表象，它并不意味一个国家只要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就可能陷入停滞。收入水平不是一国经济发展或者停滞的原因，而只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收入陷阱”这一统计表象背后的实质是经济发展的瓶颈。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会有自己的瓶颈，这一瓶颈可能凸显在任何发展水平，具体时点是由一国的外在发展条件和内在增长因素决定的，而与收入水平无关，并且发展瓶颈本身也是动态变化的。正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因为中国收入水平达到中等收入国家而产生落入“陷阱”的担忧，也没有必要纠结于中国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问题，而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而这一关注本身也与中等收入无关，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即便以后中国成为发达国家，这种关注也不应该消失。现在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也陷入了一种停滞，按照“陷阱”逻辑，是不是应该说这些国家落入了“高收入陷阱”？既然“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都有，分得更细，还可以有“中低收入陷阱”、“中高收入陷阱”，如此等等，那么所谓的“陷阱”与收入水平就没有必然关联，任何国家都可能在自己的发展瓶颈所对应的发展阶段出现停滞和调整，能否继续发展取决于能否突破瓶颈，如果解决不好，甚至可能倒退。
因此，“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内容清楚、边界明确的概念，往往简单地指以人均GDP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或发生倒退的状态，但是，众所周知，以人均GDP这个单一指标作为标准来评价经济发展这种做法长期以来就为我们所诟病，现在用这个单一指标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或逃离“中等收入陷阱”就更不科学。2011年我国首次全面参与世界银行组织的新一轮国际比较项目(ICP)活动，使得我国GDP可以通过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换算，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按购买力指数，2010年世界银行计算出的中国经济总量为10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出来的数据是11.2万亿美元，如果保持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就能飞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了。但是进入高收入国家是否就一定成为发达国家，现在我们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否在进入高收入国家后就自然而然解决了呢？还不能这么简单来判断。另外，也有学者指出，“中等收入陷阱”还可用中等收入国家存在某些不良现象与特征来注解，有媒体给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几大特征，如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但是如果我们稍加思考，这些特征在低收入与高收入国家又何尝不是或多或少客观存在着，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更加突出？
再回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用了30多年时间取得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经济增长与成绩，但也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这30多年时间里也积累了人家上百年的矛盾与问题，因此，现在遇到的问题与矛盾绝对不是某一天或某一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976美元这个“中高收入”分界点就突然出现的，今天我们还说中国的改革处于“十字路口”，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何尝不是无数次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面临着重要抉择？如果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还有可取之处，那就是它指出了中国仍然需要加快发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但是其所要阐述和解决的问题无非还是中国经济未来如何保持健康、稳定与持续增长，以及如何推进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四位一体的改革，在发展中真正实现“国富民强”，而这实际上一直都是学者们在思考与想要回答的问题。如此换一个语句与命题并没有多少新意，对于我们的知识累积也并无太多增益。
倒是当前我们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时，要特别注意防范以下几类倾向：一是要防止将具体问题都当作“陷阱”，如有学者认为我们可能面临着“福利陷阱”、“金融陷阱”、“民主陷阱”、“人口陷阱”、“老年化陷阱”、“城市化陷阱”等等，将“陷阱”宽泛化，好像任何问题都是“陷阱”；二是要防止某些地区将率先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作为发展目标，早先就有学者提出“京沪等地将迅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殊不知制约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等诸多问题要在全国宏观层面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地方政府如何能做到率先突破？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之名行单纯追求GDP增长之实。
其实，如果我们能真正做到不盲目追求GDP、在中等收入阶段踏踏实实地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改革的顶层设计来推进中国各领域的改革，处理好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关切，即便是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我们是陷入了某种“陷阱”。
（责任编辑：王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