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曾寿瀛开始介入乳品新标准制订，“内部待议稿上显示，巴氏奶标准初稿的起草单位是蒙牛乳业集团，生鲜乳标准由伊利集团起草，酸奶标准则由光明集团起草。”他说，“乳品新国标出台始末，我不是所有环节都很了解。我仅仅是参与了中后期的几次会议。前期是企业起草待议稿，最后阶段是如何操作，送审稿关键性标准为何翻盘，我不太清楚。”(11月28日《人民日报》)
专家不清楚为什么“关键标准”，从每克生乳菌落不超过50万个放宽到200万个，蛋白质降低到2.8克的真正原因，但从种种迹象显示，这一“严重滞后”的乳品新标准是被大企业“绑架”的产物。一者，作为利益攸关的一方，有什么资格起草“草案”？这本身就不公平，也是为不公平“创造”条件；二者，数次专家论证基本确定的“高标准”，为什么“一夜间”说变就变？这里面确缺乏公平透明度，又拿不出什么让人信服的依据，公众只能“猜测”这个“标准”是“绑架”的产物。
无论事实上的“绑架”与否，也无论大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如此“自辩”绑架“不可能”，但这一看似给大企业和行业发展带来更多的实惠的同时，从长远看不如说是“饮鸩止渴”、害人害已。消费者无疑是直接承受不利后果的第一轮，“掺把水”就能通过的鲜奶，再合格也罢会有多少营养？远超国际普通标准的“200万人菌落标准”又如何保障安全健康？温总理曾说过，我希望每个中国人每天喝一斤奶。总理的意思是希望公众身体因此更健康，可以强壮一个民族，但这样的“标准”之下恐怕会让他失望的，他说的一斤奶绝不是全世界蛋白含量最低的，更不是提高了菌落总数标准高达4倍多的奶!
“第二轮”祸害的就是这类企业和行业自身了。暂时的“收益”吞咽的必然是难咽的“苦果”，低标准之下企业哪有什么心思钻研科技、改进工艺，钱可以轻松的赚到手，大企业之间也就不存在激烈的竞争，“低层次循环”之下只会让国外先进企业有机可乘。外国名牌奶企在国内“攻城掠地”，而目前国内奶企在国内国外市场竞争上“节节败退”，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缩影。速冻面米制品企业和行业也是这个道理，在时下的新修订的“低标准”(按现行标准，速冻食品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不得检出，但食品安全国家新标准《速冻面米制品》(GB19295-2011)，却规定了可以检出的限量值。)速冻食品行业未必不是下一个被国外名牌“打败”了的“乳品行业”。
这一“害人害已”的结果，见证的不过是个“目光短视”的大企业绑架动机，映射的同样是监管部门的短视。“标准”降低了，监管起来轻松了，“皆大欢喜”了，但促进技术和行业进步了吗？一个“倒退”着走的“标准”是不是对新生事物不敢挑战的“懦夫”之举？一个让公众始终无法理解的问题是，国外一些标准制定者乐于“就高不就低”，譬如欧盟在发现奶瓶中含有致婴儿早熟的双氛A成份之后，就果断将该成份列为禁用成份，而我国相关标准长期“就低不就高”。害的是国内婴儿，但导致出口严重受损的却是国内生产企业。
以哲理思维分析，“害人者必然害已”，即使自已生产的奶瓶子“自已没儿子可以不用”，却难保在这样一个“低标准思维”之下，自已和自已的孩子不会喝到劣质奶、吃到毒肉肠，用到其他企业生产的“有毒玩具”。这类“低标准”之下绑架“标准”的大企业是不是该清醒清醒了？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