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参与乳品标准制订的专家表示，乳品新国标初稿由蒙牛、伊利及光明集团等起草。送审稿中菌落总数、蛋白质含量这两项关键性标准在国标出台前被“莫名”推翻，新标准被指“倒退”。专家呼吁卫生部公开会议纪要，让公众了解订标过程。(11月28日《人民日报》)
这则新闻很刺激人，因为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似乎终于找到了仇人——是蒙牛、伊利等绑架了整个乳品新国标。其实，不光是蒙牛、伊利等巨头，标准越低对所有乳品企业都越有利。但作为食品质量安全标准，标准的制定是为了更好保障消费者权益。乳品标准直接关系公众的身体健康，因此宁高勿低其实应是一个基本原则。何况，中国乳业乃至整个食品行业出的事还算少吗，食品安全领域有乱世用重典一说，为何乳业例外？更别说，旧的乳品标准本身就不算高：
1986年乳品国标中规定，生鲜乳第一等级的微生物限量为每毫升50万个，新国标微生物限量为每毫升200万个。美国、欧盟生鲜乳微生物限量为每毫升小于10万个，香港的限量为每毫升小于20万个，丹麦一级奶的微生物限量为每毫升小于10万个；同样的过去的标准规定，蛋白质最低值为2.95%，而新国标设定蛋白质最低值为2.8%。中国主要奶牛品种为荷斯坦奶牛，在国际奶牛养殖界，通常认定这种奶牛的蛋白质最低值为3.18%。
这一组数字对比，可能很枯燥，说简单点就是1986年制定的标准已经落后世界一大截，新国标比1986年还降低不少。如此之低的标准，也就不奇怪制定好后到施行，连续引发了多次争议，媒体去年就注意到，今年6月，新国标正式施行，有行业内部人士炮轰，乳品安全国家标准全球最低令各界哗然。可惜，这些质疑没有但来实质性的改观。
相关部门并非完全没有回应。今年6月，农业部专家曾表示，农业部正制订生乳分级标准，引导乳企按照生乳等级生产差异化乳品。按照农业部的意思，无非就是说市场上有高标准的奶制品，也有符合国家最低标准的奶制品。但是，标准高的奶制品则意味着要掏高价来买，那么穷人或者说大部分舍不得高价卖牛奶的消费者，就只能继续忍受低标准——“不损害民众健康”的奶制品。
这一点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不容易发现的是，乳品标准背后，其制定和管理牵扯太多的部门和企业，唯独消费者没有话语权。农业部有农业部的考虑，卫生部有卫生部的考虑、质检总局、工商等十余个部委都各有算盘。对于乳制品企业来说，标准低可以降低成本，同时也规避了奶农为达到高标准掺假，造成安全隐患的事件。而最终的乳业标准在各方利益博弈之后，各类指标非但没有国际接轨，反倒是显著倒退，这正如乳制品企业所愿。
这一次《人民日报》旧事重提，特别是点名蒙牛等行业巨头影响标准制定过程，算是谈到了问题的症结。回顾起来，三聚氰胺事件后，为制定新的乳业标准，农业部和卫生部在制定权的争夺上非常激烈。而在之前因为行政条块分割明显，管理涉及的部分相当多，政出多门甚至相互抵触。最终，部门和企业利益平衡的结果就是，标准比以前更低。问题是，一个食品质量安全标准，最应该关心只该是安全。如果把产业发展、奶农利益和民生安全混为一谈，眉毛胡子一把抓，标准很容易被行业利益所俘获。
任何标准不能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而且越低的标准越不利于中国养殖业、乳业的发展升级。最终，国际竞争者可能因此获得市场优势，无论中国散户奶农，还是乳制品企业都得不偿失。乳品标准只应对公众的营养和健康安全负责，至于产业利益，那是别的部门、其他规划的事情。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