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企未来发展而言,存在一放一收的辩证。放就是为民企进行制度减负;收指的是将维护职工权益的各项法规落实到位。唯此,才能避免再现老板忙跑路、职工忙讨薪的双输困局
媒体披露,今年1月~9月浙江共发生228起企业主逃逸事件。温州以84起居首,嘉兴、金华、台州分别以49、30、29起紧列其后。
一个直接后果是这些企业共拖欠14644名员工7593万元薪酬,欠薪人数和欠薪数额均为历史之最。
按照以往的惯例,老板跑路一般发生在年终岁尾,但今年大大提前——4月起就有老板跑路,之后逐月增加,至8月~9月达到顶峰。且由于精心策划,老板们突然人间蒸发,事先毫无征兆。
这首先为政府防范出逃增加了难度。
为了亡羊补牢,现在两件事正在紧锣密鼓地操作。一是警方积极追逃,目前经艰苦努力已有3个老板回国,其中包括最著名的跑路者——温州眼镜业龙头企业、信泰集团老板胡福林。二是防止新的出逃,温州政府甚至规定,民企老板需24小时开机,外出要向政府和经销商报告。
毕竟被欠薪职工数量巨大,如果不及时妥善处理,势必产生严重的讨薪潮,影响社会稳定。胡福林9月20日出逃美国,4天后,千余名信泰集团员工讨薪,震动温州市委市政府。
一道政府预先建立的防火墙开始发挥关键作用。
早在2004年,温州1家企业老板跑路,员工因工资被拖欠,引发群体性事件。当年12月,浙江首创“欠薪应急周转金”制度,规定地级市政府必须储备50万元以上(含),县(市、区)政府储备30万元以上(含)的专项资金,用于垫付企业员工被拖欠的工资。
但这只能解决燃眉之急。尽管目前各级政府已经垫付4256.5万元,但显然缺口很大,且垫付是需要偿还的——毕竟这笔债务不能最终由无辜的纳税人买单。
当务之急是想方设法让跑路的老板回国提速。
众所周知,这轮浙江企业大规模跑路成因相当复杂:有外贸形势恶化的原因,有产业升级滞后的原因,有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一起飙升的原因,更由于长期的金融歧视政策带来的高利贷压垮资金链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不痛下决心,扶助浙江的利税兼就业主体中小企业脱困,很难从根本上摆脱跑路带来的欠薪危机。
必须承认,目前政府主导下的金融救助政策会在短时间给民企带来信心,解决燃眉之急,但没有深层的行政管理体制变革,仅仅靠政府政策帮忙、国有银行输血很难取得理想效果。
从保障职工权益的层面看,这些年法治进步可圈可点。比如《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已实施多年,《社会保险法》已出台,《工伤管理条例》已作出重大修改,而且恶意欠薪已入罪。按理说,主动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推动工资集体协商,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尤其是薪酬权该成企业最基本要求。然而,现实是,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容乐观,非法劳务派遣司空见惯,五险一金残缺不全,超时加班及拖欠工资现象频发。
这背后有企业唯利是图、漠视国法的因素,更多的是执法意识和手段的滞后和日常行政监管的缺位。以至于一旦企业爆发重大劳动纠纷,职工往往成为利益最大的受损方。
14644名员工被欠7593万元薪酬尽管成因复杂,但说明,在行政主导下,尽管各地各部门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企业资强劳弱的格局却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职工维权的成本没有显著下降。根源在于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必须从观念到方式寻求突破。
对于民企未来发展而言,存在一放一收的辩证。放就是权力彻底退出微观经济运行,为民企进行制度减负,使其成为真正有尊严的平等市场竞争主体;收指的是秉承法治精神,将维护职工权益的各项法规不折不扣落实到位。这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方向,是现代服务型政府的正解。
唯此,才能避免再现老板忙跑路、职工忙讨薪的双输困局。
(责任编辑:武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