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一则“中国人每年人均输液8瓶”的新闻，揭开了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引发了全社会的思考。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记者，肿瘤患者是过度治疗的“重灾区”。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疗。（4月14日《人民日报》）
上月，知名心血管病专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教授就曾公开指出，过度医疗很普遍。目前医患双方都对技术过度崇拜，却不知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对人有害。他说，各种利益链的存在，最终伤害的是患者利益和公众健康，这是我不能忍受的！在这里，“过度”更多是一种价值判断。既然是价值观的判断，有可能就会出现认识的冲突。同一种医疗行为的判断上，在胡教授这样的医生眼里，它属于很糟糕的过度医疗，应该被摈弃。但在其他医生们眼里，这种过度医疗可能是有价值的，或许可以满足患者家属的愿望。而在当下，后一种意见有可能是占“主流”的选择。
过度医疗，主要体现在药物器械手术的过度使用上。称之过度，是因为从已有的经验来判断，它原本是可以不需要的。现在，最大的麻烦在于，我们的很多医院及医生不认为它是过度的。尽管千元国产支架与万元的进口支架效果几乎无差别，但为什么患者为什么一窝蜂地、不计成本地选择进口支架？是因为他们听从的是专业医院及医生们的意见。所以，我们的制度必须首先就得做好这样一件事情，你得“帮助”医生们建立统一的价值观标准，什么才是最好的医疗模式？过度医疗究竟是不是？如果不是，现在打算怎么办？
为什么现在会陷入过度的麻烦中？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很多公立医院及医生们，把我们的服务对象——患者当成富人来看待，将医疗服务当成奢侈品来供给。
一个病人出现一时性的胸闷心悸，如果他是个穷人，医生在完成体格检查后，发现他没有太多的危险因素，如无冠心病的家族史，症状很可能是疲劳、焦虑、惊恐引起，就会给予心理安慰，叮嘱其只需要好好休息调养精神就可以。但如果服务对象是富人，很多医生就会提供尽可能多的医疗检查，比如，心电图、CT、心脏造影，来让患者排除冠心病的可能，尽管这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
一个患感冒的病人，如果他是穷人，经济能力很差，医生们往往只开最廉价的维生素C或者几粒廉价药就了事。反过来，如果这位病人在潜意识里被认定为富人，他就会享受到最好的医疗待遇，医生们会给你使用上最好的抗病毒药物。为了预防你会因此被细菌感染，给你使用上最好的抗生素药物。为了你能尽快康复，静脉输液当然就成了首选。尽管，它有可能是过度的。
对于那些肿瘤及心脏病患者而言，在治疗上，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萌生出这样的道德观念，只要任何治疗被认为是有可能会创造奇迹，或者能够产生作用，帮助到病人的，就会尽可能的在经济上予以支持与满足，甚至是散尽家财都在所不惜。而医生们显然会尽可能的满足家属们的这一种愿望，他们在提供医疗服务时，很少去考虑患者家庭的真实经济实力，在潜意识里多认定他们是能够随时掏钱，也愿意掏钱的“富人”。
很多廉价药物被市场排挤，慢慢地在被淘汰。与之命运相似的是，我们很多把患者视作为穷人，来提供廉价医疗的医生，也不再受市场欢迎，正在逐渐的远离我们。尽管在那些经济贫困，物资贫瘠的年代，他们曾经是最受欢迎的；甚至，一个医生，开出一张廉价的处方，有可能感动很多人，成为一条报纸上的新闻。它体现出我们对富人关怀过度，对穷人关怀不足，我们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是一个为富人所办的制度体系。
在公立医院体系下，要破过度医疗，现在，就需要重讲一些“穷人经济学”。应该强调，必须把所有的就医者当成穷人来看待，医疗服务被当成一种公共必需品，而非奢侈品来供给。只有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下，公立医院恢复公益性的医改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