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从3月28日起部分药品降价，特别是主要用于治疗感染和心血管疾病的抗生素和循环系统类药品最高零售价格，共涉及162个品种，近1300个剂型规格。调整后的价格比现行规定价格平均降低21%，预计每年可减轻群众负担近100亿元。（《山东商报》3月28日）
多年来，药价像长征火箭一样，把患者医疗费用的卫星，携带并抛向不胜寒的高空。加上公共医疗卫生方面，财政投入少、保障水平低，一场大病消灭一位中产阶级，击倒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人们对药价之虚高，可以说怨声载道。国家发改委倾听民声，顺从民意，一次又一次大批量、大幅度降低药品价格，缓解百姓治病的双重之痛。这次药品降价，是发改委N次降价的寻常举措。
令人烦恼的是，发改委N次降格，皆预计老百姓可以得到数百亿元的利益、实惠、减负，而老百姓总是感觉不出来，反而觉得看病还是越来越贵，药品价格还是越来越高。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倾向性的感觉不够准确，损失在感觉中会被夸大，得利在感觉中会被缩小，是其一，被降价的药品，厂家不愿再生产、医生不愿再开方、渐渐淡出患者视野，是其二。还有一个重要环节不可忽视，就是发改委给出的百姓得利的数据，是怎样计算出来的？譬如这次药品降价，百姓每年可以减负100亿元，是如何计算的？
可以设想，发改委如果公开这减负100亿元的计算方法，人们会发现该计算方法会隐含着一系列假设条件。例如，这些降价药厂家还是一如既往地满足市场需要。再如，医生能够为减轻患者负担着想，继续对这些降价药感兴趣。如果这些预设条件，至少有一个不成立的话，这个计算结果也就是海市蜃楼了。发改委究竟有过多少番药品降价，承诺过多少百亿元的减负，大可以做一番回溯统计工作了。回溯过程中，决策者也可以反思自己工作的成果、效果、结果。
其实，发改委数年来兴师动众药品降价的实际效果，需要第三方研究机构进行独立的科学评估，然后提供给发改委参考。至少要考虑，历次降价的数千数万种药品，后来的生产量多少，销售量多少，需要实打实地进行统计，这才能对患者的减负情况给一个粗略的估计，也才能对发改委药品降价工作成效给一个大概的评价。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