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营企业家陈光标近日发出的离世后捐出全部财产的公开信，在中国激起千层浪。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已有超过100位的国内企业家通过来信来电传真方式响应其“裸捐”号召(9月16日《新华网》)。
应当说，一个国家的慈善生态是否文明健康，典型引领作用不可或缺不容小觑，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事实亦然，在美国，今年6月中旬，两位顶级富豪比尔·盖茨与沃伦·巴菲特率先发出“捐赠承诺”，邀请众多超级富豪与最富有的家庭参与，呼吁像他们一样有着巨额资产的富人们把一半财富捐赠出来用于慈善事业。截至8月4日，盖茨和巴菲特共获得近40位资产超过10亿美元大佬的公开承诺。在中国，陈光标在慈善生态发育中作为引领“光标”之导引作用，大抵亦可从其发出“裸捐”信后超100位国内企业家的积极反响中得到印证。
然而，如何看待慈善、慈善态度如何又是纯属私人范畴的事，换言之，个人价值认知人生态度不一样，就会有不一样的慈善态度和行为。就慈善认知慈善态度而言，可以说“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我注意到，尽管已有超过100位国内企业家响应陈光标“裸捐”号召，但仍有不在少数的富翁存有异议。据报道，微软公司创办人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计划于9月底到访中国，并邀约50位中国富豪参加“慈善晚宴”。陈光标的“裸捐”承诺是在写给他们的公开信里宣布的。与陈光标的积极呼应和骇俗举动相左的是，中国也有相当多的富豪对这种慈善方式明确表示不同看法和态度，有的明确表示不会参加或婉言谢绝“慈善晚宴”。比如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婉拒了来自美国的邀请并对媒体表示，从内心来说，他并不欣赏动辄就捐资产的慈善行为。因为在他看来，捐出全部资产并不是真慈善，只有持续地为社会创造财富才是真正的慈善。再比如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企业阿里巴巴集团拥有近2万名员工，拥有200亿元的现金储备，总裁马云在刚刚结束的第七届网商大会的演讲中说，他并不相信别人能比他更好地管理这笔资产；自己利用手上的资源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让更多企业崛起，倡导绿色环保生态，会比捐出去更加有效。在“裸捐”与“不捐”之间，马云选择了折中方案，这或许也代表了中国更多企业家们的普遍想法。甚至“裸捐”与否的争论再次引发中国公众对富人群体的关注，有学者如是指出：“裸不裸捐并不是慈善与否的标签”。
事实上，健康的慈善生态从来就不是与生俱来，更不会一劳永逸，必须仰仗制度生态才能孕育催生。我坚持认为，美国社会之所以出现像顶级富豪比尔·盖茨与沃伦·巴菲特这样的大慈善家，与其说是文化孕育所致，毋宁谓之制度催生使然。相形之下，目下中国慈善制度生态尚未发育成熟。事实上，不是说一定做到世界首富才能做慈善大家，慈善是全社会公民的人人可以力所能及的事情，捐一个亿与捐一钱的意义并无高下优次之分。但要让慈善成为更多富人乃至普通国民共同关注的事情，不仅是要靠文化和道德的力量，更要有制度的激励和法律的保障。有调查披露，被媒体频频诟病的国内有些企业和艺人“诺而不捐”、“诺而少捐”甚至成立基金会进行虚假运作，重要成因正是在于：中国慈善环境尚处于初级阶段，慈善机构运作流程还远远不够专业和规范，且中国税收制度对富人慈善激励动力不足。而不少西方国家之所以慈善成风，正是得益于环境完善制度先进。美国于1913年开征遗产税，税率最低为37%，当遗产达到300万美元时，税率达55%。美国法律规定，建立基金会或捐献善款可以获得优惠税收，捐出的钱会在所得税中相应扣除。同时，美国还有一套相对完善的慈善基金会管理体制，保证慈善基金会的规范运作，使富人的钱能够得到合理科学的运用。美国人自己也承认，他们积极捐款既有自愿因素也有“被迫”的成分。所谓“被迫”就是指美国制定了严格的捐赠制度，这种制度“迫使”个人和企业积极捐赠。而非常严格的税收制度又迫使美国人与其挖空心思“偷税漏税”，不如乐施行善造福社会。
因此，预期中国健康慈善生态的灿烂明天，既不能光依仗陈光标的“光标”导引，更不能仅指望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晚宴”，当务之急乃是，尽快建立既借鉴国际惯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有利于孕育催生中国慈善家的制度体系。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