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石景山区6万打工人群即将由于村庄拆迁，失去栖身之地。他们被迫面临选择——另寻住处，或是返乡。这只是北京城乡一体化改造的冰山一角。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之下，对于村庄的拆迁，政府主要解决的是被拆迁户的安置问题。而对于拆迁造成的流动人口问题，北京各个区县政府目前均未出台专门政策；从全国范围来看，也无好的先例。（7月19日《新京报》）
石景山区6万打工人群——从记者的报道来看，这6万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因为城市拆迁而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或者返乡，回到原点，这与农民工进城谋求最大化生存的动因相悖，是下选；或者离开要被拆迁的城中村，寻找相对便宜的地方居住，到更加偏远的地方定居。但这样，他们将越来越边缘化，也更贫穷。
石景山区的6万打工人群面临的困境，也是中国城镇化建设面临的巨大困境。“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城镇化率要超过50%，城市人口要超过农村人口，这个数字让人自豪不已。但紧接着的问题是，这么多的“在城市中居住超过三个月”的统计意义上的城镇人口，他们的城市生存问题却掩盖在让人自豪的城市化率数字之下。
农民工对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意义无需多言。这样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的工资问题、劳动权益保护问题、子女上学问题、包括医疗和养老在内的社会保障问题，多为媒体和社会所关注。像几乎所以的以上问题一样，他们的城镇住房问题，多年来，也几乎一直在政府和市场的盲点之下。因为工资水平比较低，绝大多数农民工只能通过租赁或租住集体宿舍等方式解决居住问题。或者是租赁在城乡结合部、城中村中的民房；或者是住在施工单位的工地工棚。尽管居住条件差，但至少同时满足价格便宜、通勤成本可承受等现实制约因素。
但假如这个城中村要拆迁了呢？那意味着，要么他们维持现在通勤成本要承担更高的房租，要么为了降低居住成本而提高通勤成本，付出更多的交通时间、更高的交通费用。
我所居住的石家庄就是一个以城中村为特色的城市，而今，随着当地政府推进城镇化的步伐加快，那些蛰伏在城中村中的农民工被一波一波甩到城市的最边缘地带。每天上下班，我都可以见到一辆辆气喘吁吁的电动车匆忙而过，后座上通常架着几只油漆桶或者其他的劳作物件。他们在城市中心地带和一个个城市边缘角落之间往返。终于，有一天，报纸上出现一则社会新闻，一个农民工为了节约交通时间违规上了高架桥，遭遇车祸身亡。这个悲剧，是掩盖在城镇化繁荣景象下农民工住房保障阙如的一个偶然中的必然，尽管极端。
当城市越摊越大，这些左右交困的农民工既难以通过自身力量解决居住问题，又缺少政府相应的保障性安排，成为最困顿的群体。当拆迁来临，他们是第一个惊弓之鸟，因为那直接决定着他们此后如何生存。石景山区政府做的不错，代办暂住证转址、分流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提前告知……但着眼于一个城市的最大发展来说，农民工的住房保障问题才是最应事先考虑的。
这不仅仅是石景山区面临的问题，更是城镇化步伐前所未有地加快的中国应解决的一道难题。城镇化不仅仅是拆迁和改造，城镇化的生力军——农民工——的住房保障问题也是城镇化的重要命题，否则，那个未来的50%城镇化率的意义将大打折扣。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