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手一机”的今天，许多人都曾被莫名扣取高额信息费，而这竟然是因为——“国产手机大多设有收费陷阱，不点也扣钱”。各种违规的收费软件出厂时就捆绑在你手机里，有的一点击就扣费，无需你确认同意；有的干脆就定期扣费，无论你是否点击。而你不但不知情，并且无法删除它。卖场工作人员说“现在手机哪有完全没有（内置菜单）的，没有那种机子！”而消费者则怒称：“这不和抢钱一样吗？”（5月8日央视《焦点访谈》）
众所周知，手机市场不比水电煤气石油，它早已得到了充分竞争，大小品牌多如牛毛，很难再归咎于市场垄断；而简单地指责手机生产运营商们“道德堕落”更是无济于事，因为逐利是商人的天性，无论你喜欢不喜欢都得承认。那么，是因为技术壁垒，让一个拥有7亿之众的群体沦为人家砧板上的肉吗？可那些国际品牌的技术力量不比你弱，他们的消费者也未必人人都是通讯专业精英，人家怎就不敢这么干？信产部2006年即已规定：信息服务商必须事先告知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必须经过用户“二次确认”后方可向用户提供信息服务；中国移动2007年初也出台管理办法，禁止SP和终端厂家直接进行终端内置业务合作。如今这些规定被一一架空，手机厂家、手机增值业务供应商、手机方案商、电信运营商联手打劫，手机收费领域沦为无规则、无廉耻的原始丛林，这是为什么？
我不禁想起了晚清宁波渔民和商人购买海上安全的故事。咸丰年间，宁波外海海盗横行，渔民和商人深受其苦，这无疑是清朝水师失职，领饷吃粮不干活，就像今天一些工商质监对于假冒伪劣不作为一样。但老百姓是没办法的，只好自己凑钱，请水师出海捕盗。这又像是在纳税养工商质监之外再多供养一个有着“消协”之名的官僚机构一样。此法起初管用，可一年年地给钱，久而久之竟成了水师该得的一笔灰色收入，渐渐地收了钱也不干活了。总之，老百姓花了两次钱还是没买到海上安全。正在绝望之际，幸好，水师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了。聪明的宁波商人转而掏钱请洋人的战船护航，并设法拿到允许洋人航行和入港的许可证。于是不久后朝廷接到报告说北方海防有轮船“捕盗甚力”，并且是持证作业，海盗闻风丧胆（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转引自吴思《潜规则》）。可我们的公共服务领域都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铁饭碗，到哪里去找“捕盗甚力”的竞争对手呢？说到底，尽管手机生产销售环节早已群雄逐鹿，但监管领域和维权领域却依然处于完全的垄断状态，无论维权、监管效果如何，工资奖金照拿，铁饭碗照捧，待遇照享，服务质量怎能不“跳水”。
就在我们的信产部出台上述规定的同时，2006年，哈佛大学清洁工保尔因工作时间晕倒在走廊沙发上被解雇。这个连英语都不会说的海地移民找到SEIU（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地方分部。SEIU立即行动，包括向哈佛发出抗议，提交劳工仲裁，组织工会成员乃至哈佛教授学生抗议示威，等等。在工会、学生的压力下，哈佛恢复了保尔的岗位并补偿了他的损失。相形之下，我们的7亿多手机用户竟比人家一个“外来民工”保尔还无力，不就因为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代言组织吗？假如我们也能聘请懂行的人士，组成真正对自己负责的独立维权组织，只要会员一个电话它就会开始行动，而不是高高在上、消费者连门都找不着，那么，“手机用户”这一滴滴“杯中之水”、“碗中之水”、“釜中之水”何愁不能汇成足以载舟覆舟的大江大河；而面对联合抵制和巨额罚单，又有哪家运营商还敢为虎作伥，哪家生产商还敢纵情发横财？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