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公布的财政部2010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研究提高中央企业税后利润上缴比例”。近日，国资委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国资委官员证实，除了军工企业从2011年开始将上缴红利外，对于一直在试行5%-10%征收比例的其他央企，也将在明年“被”提高红利的征收比例(4月26日《济南日报》)。
熟悉国情的人都知道，政策调整之前，总会有官员出来“吹吹风”，好让受政策调整影响的当事人有心理准备。可以肯定的是，明年央企上缴红利的比例会有所提高，至于说提高多少还要看央企和国资委之间的博弈，尤其是在国资委官员特别强调红利可以适当提高，但是“抽血不能抽得太狠”的语境下更是如此，因为央企要为未来储备持续增长依靠的技术和产品。
不过，虽然提高央企缴纳“红利”的比例看似顺应了民意，但这是否更符合公共利益，却是一个颇值得商榷的问题。事实上，在2007年前的十几年间，央企都是不缴“红利”的，随着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制度的实施，央企才开始按照资源型特征企业10%的上缴比例而一般竞争性企业5%的上缴比例来向国家“分红”，但问题是，“分红”并没有解决公众对央企尤其是资源垄断型央企的不满，因为这些垄断企业在缴纳了微薄的“红利”后，获取了数倍的“财政补贴”，而且垄断有变本加厉之嫌，甚至不愿意承担政策性亏损。
早在央企开始向国家“分红”之初，就有不少评论者担心“分红会不会强化垄断的话语权”，一语成谶，几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一点绝非杞人忧天。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下去，随着“分红”比例的不断提高，央企的垄断话语权会不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一旦垄断的话语权得到强化，表面上看是央企为国家作出了更大贡献，但实质上是垄断者在拿依靠垄断地位获得的公众利益在“借花献佛”。
所谓“垄断”，意味着垄断者有转嫁成本的资本。向国家上缴多少“红利”垄断央企决定不了，但是把多少“红利”转嫁为让消费者“埋单”的成本，垄断央企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从理论上讲，垄断央企因为多上缴“红利”而承受的“损失”，完全可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从提高垄断产品的价格上得到弥补。这些年来，我们看惯了垄断央企用这种伎俩对公众进行巧取豪夺的做派。
要知道，垄断央企，尤其是资源型央企，它们提供的是和绝大多数普通公众日常生活、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产品，这些产品价格的“风吹草动”，很容易就影响到低收入人群的利益，也就是说，一旦央企在多上缴“红利”之后将其转嫁到成本中，最终为之“埋单”的是普通的低收入人群，这在客观上会造成一种“国与民争利”的局面，从而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平，虽然这一政策的初衷是为了让央企更好地履行责任。
这说明，对于垄断央企来说，并不是给国家上缴的“红利”越多越好，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垄断央企的定位以及经营的模式问题，否则就会对垄断企业形成一种“负激励”，在市场上造成一种“逆淘汰”。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国资委官员担心的“抽血不能抽得太狠”否则就会影响央企的研发和生产能力，是不是一种杞人忧天？当垄断能够轻易转嫁自己的市场竞争劣势，它有主动增强自我竞争力的自觉吗？如果没有，再多的投入是不是也会被转嫁成其他支出？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