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湖南临湘副市长姜宗福在网上发帖，认为目前房价是“越打压越攀升”，对此他提出了五大遏制招数：开征遗产税；分类开征物业税；对所有出租房屋和二套房均课以重税；取消经济适用房、大量建廉租房；缩小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公职人员收入分配差距，放缓城市化进程。
依笔者看来，除了“取消经济适用房、大量建廉租房”一招能起一定效果之外，其他几大招数基本不靠谱。
在卖方市场下(不管是出售还是出租)，开征遗产税和物业税除了加剧政府与民争利、进一步推高房价外，毫无益处；对所有出租房和二套房均课以重税，亦只会全面加大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成本，反过来不仅对房价，而且对中国经济造成内伤；缩小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公职人员收入差距，更令人啼笑皆非。难道是二三线城市缺乏政府公职人员吗？政府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还不够严重？
更别说通过“放缓城市化进程”来抑制高房价了。众所周知，城市化正是今日乃至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大动力。过去长期地人为阻碍城市化进程，不仅导致了城乡差距过大等恶果，而且留下了人口过度增长、资源和生态环境被过度破坏等几代人都难以修复的负面遗产。
高房价不过是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次生问题，它其实是与低收入“相辅相成”的硬币的正反两面，但令人纳闷的是，舆论似乎只把火力集中在高房价上，而忽视了低收入。比如，为什么粮食价格被压低得超乎寻常，导致农民收入更低？为什么每年全国55%以上的工资被不到8%的垄断企业职工所获取？为什么公职人员收入那么高却仍然占有了绝大多数经适房，导致北京70%的土地供应都给了政策房还不够用？
还有一个更为全局、更为普遍性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内地人均工资全球排倒数前列，但内地的物价却“超英赶美”？
2010年2月，经济学家左晓蕾女士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国一般消费品价格，与人均GDP超过中国37%的泰国相比，平均高出30%-40%。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欧美的商品价格上。实际上，郎咸平教授也曾指出，中国内地的人均工资倒数第一，但物价远远超过美国等地。中国的汽车价格甚至是美国的3倍。
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已被国人概括为“工资非洲水平，生活成本欧美标准”。中国内地普通民众收入低而市场物价高的“原生”问题不解决，单方面解决高房价这个“次生”问题，难道不是缘木求鱼？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