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在全球气候保护的可持续目标方面可以说一直有两种不同思路，一种是“自上而下”，另一种则是“自下而上”。前者需要首先确定全球长期目标，从该目标出发计算满足长期目标的全球碳预算，再对各国进行公平分配。《京都议定书》可以说是这一模式下的阶段性产物。而后京都阶段的全球减排框架能否达成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完成自上而下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设定和预算分解正在遭遇难题。
目前看来，“自下而上”逐渐成为主导趋势的可能性正在加大，即各国估算各自满足基本需求的碳排放量，经过加总得到全球总排放量，据此判断能否满足保护全球气候的长期目标。如果超出，就需要重新调整形成反馈机制。哥本哈根会议后1月内各国申报减排目标的做法正是后一种趋势的体现。以美国为代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建立各国国内减排交易体系的选项权重加大。美国气候特使斯特恩坚决表示，美国绝不会签署《京都议定书》以及任何国际协议。显然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表示不接受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但可以接受国内法律的约束。国际社会提出减排方式、减排目标和核查行动要跟《京都议定书》可比较，美国不予支持；二是承诺减排幅度和基准年的选定。国际社会提出发达国家2020年比1990年整体减排25%-40%，而美国把2005年定为基准年，提出2020年比2005年下降17%。承诺实践与否，还取决于美国国会；第三，对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是否建立联邦层面的排放交易体系以及交易体系涵盖哪些部门，美国更提倡通过其内部碳交易市场来进行，而不是国际排放交易机制，对国际碳指标的使用额度和类型都进行了限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国内立法的迟滞和阻碍目前没能成为全球减排协议的催化剂，相反成了阻碍，至少是极大的时间干扰因素之一，由于美国国内立法的背书成为空头承诺，而其他国家无法接受“被搭便车”，谈判议程即告中断。这也是最近出现“去美国化”谈判呼声的原因，毕竟当年《京都议定书》是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生效的。然而，现在除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参与能否足以促使碳市场明确未来轨道？
“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这可能并不以国家和个人意志为转移。它是整个国际格局演变、国家实力起伏、外部经济环境严酷与否和内部制约瓶颈等因素决定的结果。“自下而上”是否将是无序而缺乏效率的？目前还不能轻易得出结论，但由此而出现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不同阶段国家的内部碳市场体系建立问题。我们所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测，因为各个市场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将更多体现或者确立独特性，不愿或不甘进入既有轨道，而倾向于另辟康庄大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趋向也在带来新的市场氛围和潜在机遇。作为排放交易的设计、组织和参与者，如何在营造本土化市场方面取得更大的话语权，将可能比碳市场发展的过去若干年更加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