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重庆方面的严厉打黑，我是投以敬佩的眼光的。不过，有一条消息让我蹙眉忧虑起来。
重庆官方最近宣布，在这个有600万网民、每2人就有一部手机的直辖市，“警方将出台网络管理相关法规，明确网络运营企业和网民的责任，逐步启动网络实名制，构筑一张网络防控网，市民QQ群、微博客、手机短信等，都将被纳入警方监管范围”。而网络实名制，按官方的解释就是将上网者的身份和其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等相对应联系及统一的制度。
集权以惩治社会乱象，这是自古以来某些当权者容易想到的办法。但，由此给社会群体特别是个体权益带来的干扰和戕害则是严重的。现代世界，纷纭复杂，管理社会倘若如此简单，那还要机构庞杂的公共权力组织干什么呢？
重庆上述所谓法规的出台，将是得不偿失的。作为执法者，动辄以“有罪推定”或莫须有的眼光来评断民众的网（络）上“实践”，极可能导致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现象发生。就凭着当下社会某些执法者的水平，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滥用这种独有的管理权捕风捉影、上纲上线，乃至整人扰民呢？这里不妨举个例子。
据《华西都市报》（2010年3月22日）报道，青年男子杨化军（化名）一次偶然机会加入了一个QQ群，群里面的成员不时上传一些淫秽、色情视频和图片。久而久之，他开始自己下载这些黄色东西，供自己“欣赏”。直到他被当地警方抓获，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违法了。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县公安局网监大队对杨化军处以警告及罚款3000元的处罚。
对此，《新京报》（2010年3月23日）很及时地发表杨涛先生撰写的评论《处罚下载淫秽图片，到底谁不懂法》予以指摘。杨先生指出，南溪县公安局网监大队大队长刘应南根据的是1997年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过，根据2006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制作、运输、复制、出售、出租淫秽的书刊、图片、影片、音像制品等淫秽物品，或者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电话以及其他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的”才构成违法，不再规定“浏览”、“查阅”淫秽物品构成违法。《办法》是规章，《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法律，并且《治安管理处罚法》更晚制定，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浏览”、“查阅”淫秽物品理应不能再认定为违法。
显然，那位网监大队大队长的所谓“执法”是违法之举。这位网监大队大队长如此选择性适用《办法》来执法，有以此为部门牟利之嫌。
鉴于此类现象难以消除，我们需要对行政部门对公民的网（络）上实践活动违规干涉，甚或滥用执法权保持高度警惕，并予以纠正。
正如展江教授所言，“在我们的现实环境中，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官民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以至于一些矛盾难以化解甚至激化。有了网络和手机，社会互动有了全新的方式，人皆能言的局面开始出现。而一旦网民发现他们通过网络和手机的表达全部被人关注和记录，莫名的恐惧感将卷土重来，官民互动和沟通渠道可能因‘寒蝉效应’而再次闭塞。当一对恋人通过手机通话时，如果知道有人在一旁听着，她和他敢交流什么呢？”（展江：《实名制“特区”建不得》，《南方都市报》2010年3月22日）显然，重庆警方的“良苦”图谋是背离现代管理的本义的。
毕竟，与强大的公权力相比，单个的民众是弱势的，要规避麻烦，远离是非，消极的选择就是谨小慎微甚或噤若寒蝉。这样，法律所赋予的公民权益空间势必遭到压缩，管理者的治下莫非从此就气正风清乎？必须指出，公民的通信自由是《宪法》赋予的不可剥夺的人权，倘若没有涉嫌违法犯罪，任何公权力都没有干涉的自由。
我们正走在现代化的征程上，但我们的历史包袱很沉重。不少执掌公共权力者遇到问题，不是下大力气进行贴近民众的精细化管理，而是施以简单粗暴的管制，变着法子强化下级、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对自己的驯服与跟从。其实，管理的活力在于使管理者获取充分的自由空间，充分调动和发挥其积极性，从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集权式的组织机制则往往因缺乏外部的良性回应和制衡，将日益失去活力和自我更新的能力。
（责任编辑：侯彦方）
